抗日战争时期，正在求学的她体会到民族的屈辱；抗日战争后，内战的硝烟让她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逃避政治，埋首书斋；新中国建立初期，她似乎看见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走出书斋积极投身各项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怀着对理想的信念和阶级出身的原罪感，她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却逐渐迷失了自我；20世纪50年代末，工作的安排使她逃脱了“反右运动”；文革期间，被赶到农村劳动的她有机会了解现实，开始疑惑与思索；20世纪70年代末，她决定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开放的学术殿堂让她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热潮，也逐渐回归自我，恢复独立思考。
今年80岁的她，从没有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和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她就是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资中筠先生。
资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20世纪50、60年代，资中筠先生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
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这位80岁的老人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很多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已出版的随笔集有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其实，当年的资中筠最喜好的是数学和文学，1947年考清华大学失利，被燕京大学录取。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但是资中筠在这里并不开心。秉承美国教会大学的传统，燕京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团契”，不过那时除了少部分传统的、被认为是“右派团契”外，绝大部分团契都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平台，举行传播左派思想的“读书会”，争取中间同学，以及其他配合党的任务的活动。资中筠回忆说，“我对这两头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参加，所以比较孤立。”加之发现自己并非数学天才，一个月后转入外文系。一年级结业时，她毅然决定退学，再考清华。
如愿成为清华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时，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但是远离政治的资中筠对政治依旧懵懵懂懂，与许多同学一样，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感到外面社会很黑暗，但是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音乐室之间。
开始思想并有所触动，是在1949年的冬天，清华学生被组织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有几个星期和农民同吃同住。从来没有见过农村真实生活状态的资中筠震惊了，她发现被认为是富农的人都那么穷，破破烂烂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她开始为自己原来享有的优越生活感到内疚，逃避政治的思想也在那时得到转变。
然而文革时，资中筠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开始更多地思考与怀疑，在她已经做好长期当农民的心理准备时，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人们在失望之余却进一步摆脱了个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后来又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邀请下，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
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诉笔者，“所以1991年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指令。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渗透进她的思想，而让这位睿智的老者现在忧虑的，也正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
今年80岁的她，从没有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和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她就是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资中筠先生。
资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20世纪50、60年代，资中筠先生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
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这位80岁的老人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很多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已出版的随笔集有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其实，当年的资中筠最喜好的是数学和文学，1947年考清华大学失利，被燕京大学录取。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但是资中筠在这里并不开心。秉承美国教会大学的传统，燕京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团契”，不过那时除了少部分传统的、被认为是“右派团契”外，绝大部分团契都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平台，举行传播左派思想的“读书会”，争取中间同学，以及其他配合党的任务的活动。资中筠回忆说，“我对这两头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参加，所以比较孤立。”加之发现自己并非数学天才，一个月后转入外文系。一年级结业时，她毅然决定退学，再考清华。
如愿成为清华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时，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但是远离政治的资中筠对政治依旧懵懵懂懂，与许多同学一样，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感到外面社会很黑暗，但是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音乐室之间。
开始思想并有所触动，是在1949年的冬天，清华学生被组织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有几个星期和农民同吃同住。从来没有见过农村真实生活状态的资中筠震惊了，她发现被认为是富农的人都那么穷，破破烂烂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她开始为自己原来享有的优越生活感到内疚，逃避政治的思想也在那时得到转变。
然而文革时，资中筠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开始更多地思考与怀疑，在她已经做好长期当农民的心理准备时，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人们在失望之余却进一步摆脱了个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后来又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邀请下，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
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诉笔者，“所以1991年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指令。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渗透进她的思想，而让这位睿智的老者现在忧虑的，也正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