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老师是我由衷敬重和钦佩的前辈。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思想者；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实践家；不仅是一个学界前辈，而且是一个同行好友。你可以仰之恭之，又可亲之近之；你可听之从之，亦可忤之逆之；你可追之随之，亦可远之望之。但无论怎样，你都会发现，你是一个受他影响的人，你是一个为他折服的人，你是一个能够不能够都想以他为楷模的人。他对你来说虽然高高在上，但又近在身旁。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有人格、有气节、有魅力、有风范、有大智慧、有大胸怀的人。听他讲话，不能不被感染；听他布道，不能不为之动心；读其文章，不由不搁笔拍案；看其奔走，不能不为之感动。在学界，像江老师这样的学者，虽不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屈指可数。我私底下和许多人说过，以江老师的学术、思想、智慧和能力，做个大官也绰绰有余。可惜，他的书生本质，文人气节，向善人格，他只向真理低头的做人底线，又注定了他与某些东西不能同流与共，与某些世态格格不入的命运。但与此同时，也决定了他能够广受爱戴，步履风云的生涯。在江老师八十华诞之际，作为晚学，我不好对老师做什么评语，只能既怀有对他个人的尊敬，又怀有对社会的惋惜的矛盾心情含含糊糊地说，江老师虽然可能是生不逢时，但也毕竟有时代的一个缝隙让他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世界上的事情此一时彼一时虽然没有常道，但也毕竟有那么一种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人们忽略或否定的正道。就此而言，江老师既是一个弃民，又是一个选民；既是一个人间的弃儿，又是一个老天的宠儿；既是一个失意者，又是一个得意者。人生壮丽高尚，何过于此乎？晚学之辈，望之莫及！为庆贺江老师八十华诞，学界欲出文集，意不以学术论文为必要，而以平生侧记为主要，国栋兄几次叮嘱。作为江老师身边知近晚学，我自然也愿借此机会，记述往事之一二，或能传达些许老师之人格、气节与精神，期既能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又能与学界同仁共勉。
初识江校长
1985年元月的一天，我刚从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到政法大学报到后不久，有人通知我说江平副校长要见我。那时，我虽然读过江老师的文章，知道江校长，但并不认识他本人，他何以召见我这个新来的年轻教师呢？但不管怎样，校长召见，多少有些惊宠。于是赶紧整肃状态，应命前往。记得我和江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前些日子刚刚拆掉的七号楼二层他的办公室里。靠南的小小办公室里，阳光明媚。初次见面，江老师爽朗亲切，不拘上下礼节，让我本来晋见校领导的紧张心情一下子放松许多。他开门见山，说知道我是从厦门大学毕业，而且师从罗马法学家陈朝璧先生，非常高兴，接着询问了我研究生时间的学习情况，问了我到政法大学工作的想法，我一一作了回答。令我很受感动的是，虽然我和江老师第一次见面，但他亲切真诚，关心爱惜之情溢于言表。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教师，已经可以感到他的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他谆谆教导我说，一个大学教师首先要多讲课，讲好课，必须赢得学生，这是他在大学生涯的立足点。惭愧的是，恰恰在这点上，我至今没有做得很好。紧接着，江老师给我布置了我到政法大学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接替他讲罗马法课程，这让我颇感有压力。因为我虽然师从陈朝璧先生，但我刚去厦门大学时，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承蒙陈先生亲自授业，他就因脑溢血去世。我去厦门大学参加的第一个法律系全系活动，就是陈先生的追悼会。此后，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学习，我们三个报考罗马法专业的同学转为外国法制史，跟随胡大展老师学习，那时还有人民大学的林榕年老师是我的兼职指导老师。不过，我的毕业论文又是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故又受李景禧先生指导。最终，我是以民法专业，外国民法方向毕业，罗马法对我来说是彼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我赶紧向江老师解释，说我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至少，要给一段时间准备，我也好借此先听听江老师的课。他大概看得出我的说辞是真诚的，答应了给我一个学期的时间准备。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当我说自己讲课没有经验，需要先学习锻炼时，他笑着说：“我看今天的谈话不错嘛，可以给你个85分以上吧”。我不知道在江老师的眼中我后来的教学工作成绩是否有长进，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夸奖，但真是一个不小的鼓励。随后的一个学期里，我一边上江老师的罗马法课，一边准备自己的罗马法讲义，我的的确确从江老师的课堂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当然，有些东西，江老师的渊博知识、讲课艺术、感染魅力是我永远学不到的，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江老师的这第一次见面，实际上左右了我到政法大学后多年的教学科研方向，同时也奠定了我与江老师师生关系的基础，并从此逐渐有幸成为江老师一个私淑弟子。我在政法大学最初的七八年中，有幸能够追随江老师左右，颇得他的关心扶持，我进入讲堂，起步法学，著书立说，出国留学和讲学，无不得到他的关心提携。我开始接触德国法学，也是他鼎力支持的结果。当年我在选择留学去向时，经过再三思考，并征求了江老师意见，最后决定去德国，而不是去美国。我清楚记得在当时学院路校园教学楼后临时搭建的帐篷式办公室里，是他亲自打电话给司法部外事司，要求将我转去联邦德国。他对于后学的这种殷殷之情，切切之意，恐怕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不仅如此，在生活上，江老师也给予我很多长辈的关怀。我在刚刚拆掉不久的4号楼内住过11年，江老师曾经两次光顾。那时，看着他沿着脏兮兮的楼梯上到三层，心里的感动是不能言表的。有一次，我在厦门大学的导师李景禧来北京开人代会，顺便到我的住处看看学生，江老师闻讯也赶来看望李老。事后，李老对我说，人这一生有个好老师很重要，你到政法大学遇到江平这样的老师，这是你的幸运。多年过去，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当年李老说这话的意义。时穷节乃见
1989年对于世界，其中包括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整个中国，尤其是思想界和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灵魂洗礼。当然，历史最终怎样评说这一年，只能留待时日，留给后人。不过，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江老师为了社会、为了大局、为了学生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情怀，让全体政法大学的师生，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和学生，让整个社会，特别是对社会和国家有强烈责任心的人群，为之感动，为之折服！当然，这也就注定了江老师后来的命运。关于江老师在这一年的那些特别日子里如何为社会、为国家、为学生呐喊呼吁、折腰流泪，已经有许多文字回忆。将来，将这些片段的影像整理连接起来，定能成为一类很好的历史素材。一个人的人格、品德和气节在平时是很难看到底的，只有在一些特殊时刻或关键时刻才能真正显现。就像一张曝光后的负片，只有放到显影液中才能呈现出影像一样。无论人们怎样评价1989，但江老师在这一年里为社会、特别是为学生们的所为，却是无可争议的。作为一个老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校长，他做到了最好。他虽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却获得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同时也获得了许许多多良知的赞美，获得了尊重，获得了人心。在人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比尊重和人心更为宝贵？江老师的人格、品德和气节所勾画的影像在1989年又一次得到定格。
1989年5月，我从德国进修回来，仍存留于体内的年轻热血，自然使我不能超然世外。至少，我是有自己的立场、观察和判断的。当年夏天，江老师作为仍然的人大常委参加人大常委考察团去浙江考察社会经济和民情，我则蒙江老师看重作了一回临时的冒牌“秘书”随他前往。那是我与江老师相处距离最近，思想交流最多的一次宝贵经历，同时也是我感触老师人格，见识老师智慧的一次难得机会。可以说，我因此有机会更多地看到一点儿他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他面对挫折和压力所表现出的坚定，那种对自己行为立场的自信，那种不愿委曲求全宁折不弯的气节，那种对于已然出现的逆境的从容，让我这个当时30岁刚出头的青年深深感动，敬重日增。他对民族、国家和社会那种流溢于形，深存于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深刻认识，他敏锐和清晰的思维，他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他的风度和魅力，一路过去，无不让人钦佩折服。在四人组成的考察团中，除江老师以外还有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先、二炮司令贺进恒、经济学家董辅礽，江老师每每成为阐释和分析问题的受人关注的发言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他若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会绰绰有余的理由，因为他的确属于人中龙凤的那一类人。
1989年冬天，整整20年前，一些政法大学学生自发地在蓟门里饭店为江老师庆贺60岁寿辰。那天，贺寿的晚宴有一种格外庄重的气氛，按照江老师的意思，并没有邀请许多人参加，除了几个年轻教师，其余都是刚刚毕业和在校学习的政法大学的学生。我想，人这一辈子可能都要过几次生日，但像1989年冬天江老师的生日晚宴，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即使是对他自己，恐怕也是难得仅有的，也许，这是代表着社会良知的一种无价报答。得到要给江老师过生日的消息，我用了一个几乎不寐的夜晚填了首百字令，寄意对江老师的百年祝福，并且请了政法大学的书家毕可鹰书成立轴装裱好。在那天的生日晚宴上，我朗诵了这首词。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至今惟一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颂词吟诗。我虽好诗词，但从来羞于在众人面前卖弄。但是那一天，我却用了这种方式表达了我的敬仰和感情。事隔20年，在江老师八十华诞之际，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尽管今天庆贺他的生日可能仍有莫名之状，但20年的时间和历史已经将江老师推到了他作为社会良心和知识分子的顶峰，他已经是一个象征、一面旗帜、一种寄托、一种希望。如今读读自己20年前为江老师写的词，虽然不那么成熟，但却感触颇多。现在再次拿出来，既作为一种回忆，也作为一种表达：
百字令
金秋潇洒为江平先生六十寿辰填百字令，以表敬仰祝贺之情1990年12月24日
金秋潇洒，更可见万般风情流景。天下桃李，直点级江山春色依旧。炎凉世态，半生忧患，无言一拂过。时穷仗义，敢为逆子泪落。但向丹青寄语，平心论公道，无愧其我。嗟乎箕子浮西海，壮哉比干心破。何曾有恨，罢了乌纱，治法扰报国。学问中西，独领一方巨擘。
胸怀宽似海
这些年与江老师交往，无论在此在彼，或远或近，作为晚学的受益，不仅在为人、治学方面，而且还在处世方面。其中，特别值得说的是他的胸怀、乐观和气度。我敢说，如果没有宽广的胸怀、乐观的心态，宽容的气度，江老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人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江老师这一生实际非常坎坷曲折，很不容易。他曾少年得意，雄姿英发，正当大有作为之时却被打入底层；未及解放喘息，又历文革之劫；大难之后刚刚位至其所，正欲报国为民之时，又陷“风波”之累。如果没有胸怀，可能早被折腾得身心俱废了。但是，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平乃至劫难，他仍然那么乐观、积极和满怀希望。在我和他交往的25年里，从来没有听他一味地抱怨过什么。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他同样也经常会遭遇不平甚至根本不应该发生的误解，但他从不在意，偶尔提及一些过往或眼前的不快，都是一带而过。每次和他在一起，更多地是能感受到他的积极、乐观和大度。和他交流聊天之后，你总会感到轻松愉快，似乎获取了生活与工作的新的热情。我想，同行和晚辈们欢喜和他来往，爱戴他尊敬他，可能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经常用江老师的人生经历和他对人生的态度勉励自己。有时候碰到一些显然不平不公之事，我就会对自己说，你这事儿算什么？看看江老师，他的遭遇，他的心态，如果世事总是那么公道，成就总是凭借才智，那么江老师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作用，何止今天这样。
这些年来，我凡有事相请于江老师，他从没有推辞过，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我虽很少向别人谈起这些，但我自己非常明白，江老师待我，非但有知遇之恩，私淑之情、更有爱惜呵护之恩。正因为如此，偶尔和他想不到一起任性而为，就会觉得很不安，这的确是本性使然，自己明白但却没有办法。可在江老师那里，似乎从来没有因为我某件事做得不甚妥当或自以为是而在意过，这就是他的胸怀与大度，就是他的长者之风，仁者之慈。小事不说，有一件事我多年来放怀不下，这就是我当年离开法大，离开江老师身边去澳门工作。1990年，江老师离开校长之职后，便将全部精力放在学术上，想通过学术和培养学生实现他高远的抱负。这时他开始第一次招收博士生，为了鼓励我，他当时拿出一个名额招收德语考生，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特意为我设置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通知，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通过当时的教委和司法部，点名邀请我作为中国法律专家去澳门政府工作，协助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而且待遇非常优厚。于是，我面临着一次重大选择，是去澳门还是留在法大。说真的，去澳门工作的确诱惑很大，倒不是因为那里工作一个月可以得到当时北京几年的工资待遇，因为我自以为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但这无疑是一个很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我乃学历史出身，遇到这样的机会确实有兴奋的冲动。但我若去澳门，如何向江老师交待？另一方面，留在法大，我可以做江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可以在他身边做许多事情，可以在学术的道路上有更多的发展。苦思数日，终未能决。最后，我去征求江老师的意见。在校北门外江老师那间小书房内，江老师看了澳门政府的邀请信后，决然果断地说，你要去，应该去。因为你考我的博士可以今年考，也可明年考，但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而且只是给你。当时，听了江老师的话，我内心非常感激。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为我着想，根本没提他已经为我作出的铺垫和对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期待。当然，这之后，我仍考虑了很久。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放弃攻读当时还很珍稀的博士学位，何况是江老师的博士。此外，当时接替江老师主持学校工作的陈光中校长也通过江老师转达，若是留下不去，职称甚至行政职位都会考虑。我曾努力争取一边去澳门工作，一边读江老师的博士。可是，由于“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人之常情，这显然是很难。不过，最终令我主动放弃攻读博士的，实际是我不愿让江老师为难。因为如果我不放弃，就要占去一个名额，这就意味着当时报考的人中要有一个失去机会。江老师和我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最终促使我提出放弃。他说，你去澳门，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将来的发展也未可限量。如果同时读博士，我同意，可若是这样别人就没机会了，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不过，这事最终要你自己决定。老实说，江老师的一席话是我放弃读博的关键因素。因为一方面我不想让他为难，另一方面我的确为他总是替年轻人着想所打动。这件事我从没向人说起过，即使后来有人传说我为了到澳门挣钱放弃了攻读江老师的博士。如今事情过去多年，提提无妨。我想说的是，如果知道了江老师当时是如何真诚动情地为年轻人着想，那么受此恩惠的人应该一辈子感激他。可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个痛苦无奈的选择和不可弥补的损失。我知道，这个放弃可能意味着我这辈子将与博士无缘。我做事情很少后悔，因为没有用。但在这件事上，我的确后悔地说了很多次。如果这事放到今天，我绝对不会自己说放弃。其实，这件事让我久久放怀不下的并非只是因为我没有读江老师博士的遗憾，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有负于江老师对我的爱惜之心，有负于江老师当时对我的期待，为此我至今心存愧疚。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当年没有去澳门而留在了法大，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江老师八十寿辰，大家都有许多话说。我也写下一些往事和情感，不为别的，只为祝寿。因为中国人常说仁者寿，江老师是仁者，所以他会长寿；他九十寿辰百岁寿辰时，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来为他祝寿。
(2009年12月12日于澳门海明湾畔）
初识江校长
1985年元月的一天，我刚从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到政法大学报到后不久，有人通知我说江平副校长要见我。那时，我虽然读过江老师的文章，知道江校长，但并不认识他本人，他何以召见我这个新来的年轻教师呢？但不管怎样，校长召见，多少有些惊宠。于是赶紧整肃状态，应命前往。记得我和江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前些日子刚刚拆掉的七号楼二层他的办公室里。靠南的小小办公室里，阳光明媚。初次见面，江老师爽朗亲切，不拘上下礼节，让我本来晋见校领导的紧张心情一下子放松许多。他开门见山，说知道我是从厦门大学毕业，而且师从罗马法学家陈朝璧先生，非常高兴，接着询问了我研究生时间的学习情况，问了我到政法大学工作的想法，我一一作了回答。令我很受感动的是，虽然我和江老师第一次见面，但他亲切真诚，关心爱惜之情溢于言表。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教师，已经可以感到他的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他谆谆教导我说，一个大学教师首先要多讲课，讲好课，必须赢得学生，这是他在大学生涯的立足点。惭愧的是，恰恰在这点上，我至今没有做得很好。紧接着，江老师给我布置了我到政法大学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接替他讲罗马法课程，这让我颇感有压力。因为我虽然师从陈朝璧先生，但我刚去厦门大学时，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承蒙陈先生亲自授业，他就因脑溢血去世。我去厦门大学参加的第一个法律系全系活动，就是陈先生的追悼会。此后，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学习，我们三个报考罗马法专业的同学转为外国法制史，跟随胡大展老师学习，那时还有人民大学的林榕年老师是我的兼职指导老师。不过，我的毕业论文又是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故又受李景禧先生指导。最终，我是以民法专业，外国民法方向毕业，罗马法对我来说是彼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我赶紧向江老师解释，说我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至少，要给一段时间准备，我也好借此先听听江老师的课。他大概看得出我的说辞是真诚的，答应了给我一个学期的时间准备。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当我说自己讲课没有经验，需要先学习锻炼时，他笑着说：“我看今天的谈话不错嘛，可以给你个85分以上吧”。我不知道在江老师的眼中我后来的教学工作成绩是否有长进，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夸奖，但真是一个不小的鼓励。随后的一个学期里，我一边上江老师的罗马法课，一边准备自己的罗马法讲义，我的的确确从江老师的课堂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当然，有些东西，江老师的渊博知识、讲课艺术、感染魅力是我永远学不到的，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江老师的这第一次见面，实际上左右了我到政法大学后多年的教学科研方向，同时也奠定了我与江老师师生关系的基础，并从此逐渐有幸成为江老师一个私淑弟子。我在政法大学最初的七八年中，有幸能够追随江老师左右，颇得他的关心扶持，我进入讲堂，起步法学，著书立说，出国留学和讲学，无不得到他的关心提携。我开始接触德国法学，也是他鼎力支持的结果。当年我在选择留学去向时，经过再三思考，并征求了江老师意见，最后决定去德国，而不是去美国。我清楚记得在当时学院路校园教学楼后临时搭建的帐篷式办公室里，是他亲自打电话给司法部外事司，要求将我转去联邦德国。他对于后学的这种殷殷之情，切切之意，恐怕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不仅如此，在生活上，江老师也给予我很多长辈的关怀。我在刚刚拆掉不久的4号楼内住过11年，江老师曾经两次光顾。那时，看着他沿着脏兮兮的楼梯上到三层，心里的感动是不能言表的。有一次，我在厦门大学的导师李景禧来北京开人代会，顺便到我的住处看看学生，江老师闻讯也赶来看望李老。事后，李老对我说，人这一生有个好老师很重要，你到政法大学遇到江平这样的老师，这是你的幸运。多年过去，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当年李老说这话的意义。时穷节乃见
1989年对于世界，其中包括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整个中国，尤其是思想界和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灵魂洗礼。当然，历史最终怎样评说这一年，只能留待时日，留给后人。不过，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江老师为了社会、为了大局、为了学生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情怀，让全体政法大学的师生，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和学生，让整个社会，特别是对社会和国家有强烈责任心的人群，为之感动，为之折服！当然，这也就注定了江老师后来的命运。关于江老师在这一年的那些特别日子里如何为社会、为国家、为学生呐喊呼吁、折腰流泪，已经有许多文字回忆。将来，将这些片段的影像整理连接起来，定能成为一类很好的历史素材。一个人的人格、品德和气节在平时是很难看到底的，只有在一些特殊时刻或关键时刻才能真正显现。就像一张曝光后的负片，只有放到显影液中才能呈现出影像一样。无论人们怎样评价1989，但江老师在这一年里为社会、特别是为学生们的所为，却是无可争议的。作为一个老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校长，他做到了最好。他虽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却获得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同时也获得了许许多多良知的赞美，获得了尊重，获得了人心。在人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比尊重和人心更为宝贵？江老师的人格、品德和气节所勾画的影像在1989年又一次得到定格。
1989年5月，我从德国进修回来，仍存留于体内的年轻热血，自然使我不能超然世外。至少，我是有自己的立场、观察和判断的。当年夏天，江老师作为仍然的人大常委参加人大常委考察团去浙江考察社会经济和民情，我则蒙江老师看重作了一回临时的冒牌“秘书”随他前往。那是我与江老师相处距离最近，思想交流最多的一次宝贵经历，同时也是我感触老师人格，见识老师智慧的一次难得机会。可以说，我因此有机会更多地看到一点儿他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他面对挫折和压力所表现出的坚定，那种对自己行为立场的自信，那种不愿委曲求全宁折不弯的气节，那种对于已然出现的逆境的从容，让我这个当时30岁刚出头的青年深深感动，敬重日增。他对民族、国家和社会那种流溢于形，深存于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深刻认识，他敏锐和清晰的思维，他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他的风度和魅力，一路过去，无不让人钦佩折服。在四人组成的考察团中，除江老师以外还有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先、二炮司令贺进恒、经济学家董辅礽，江老师每每成为阐释和分析问题的受人关注的发言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他若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会绰绰有余的理由，因为他的确属于人中龙凤的那一类人。
1989年冬天，整整20年前，一些政法大学学生自发地在蓟门里饭店为江老师庆贺60岁寿辰。那天，贺寿的晚宴有一种格外庄重的气氛，按照江老师的意思，并没有邀请许多人参加，除了几个年轻教师，其余都是刚刚毕业和在校学习的政法大学的学生。我想，人这一辈子可能都要过几次生日，但像1989年冬天江老师的生日晚宴，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即使是对他自己，恐怕也是难得仅有的，也许，这是代表着社会良知的一种无价报答。得到要给江老师过生日的消息，我用了一个几乎不寐的夜晚填了首百字令，寄意对江老师的百年祝福，并且请了政法大学的书家毕可鹰书成立轴装裱好。在那天的生日晚宴上，我朗诵了这首词。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至今惟一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颂词吟诗。我虽好诗词，但从来羞于在众人面前卖弄。但是那一天，我却用了这种方式表达了我的敬仰和感情。事隔20年，在江老师八十华诞之际，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尽管今天庆贺他的生日可能仍有莫名之状，但20年的时间和历史已经将江老师推到了他作为社会良心和知识分子的顶峰，他已经是一个象征、一面旗帜、一种寄托、一种希望。如今读读自己20年前为江老师写的词，虽然不那么成熟，但却感触颇多。现在再次拿出来，既作为一种回忆，也作为一种表达：
百字令
金秋潇洒为江平先生六十寿辰填百字令，以表敬仰祝贺之情1990年12月24日
金秋潇洒，更可见万般风情流景。天下桃李，直点级江山春色依旧。炎凉世态，半生忧患，无言一拂过。时穷仗义，敢为逆子泪落。但向丹青寄语，平心论公道，无愧其我。嗟乎箕子浮西海，壮哉比干心破。何曾有恨，罢了乌纱，治法扰报国。学问中西，独领一方巨擘。
胸怀宽似海
这些年与江老师交往，无论在此在彼，或远或近，作为晚学的受益，不仅在为人、治学方面，而且还在处世方面。其中，特别值得说的是他的胸怀、乐观和气度。我敢说，如果没有宽广的胸怀、乐观的心态，宽容的气度，江老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人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江老师这一生实际非常坎坷曲折，很不容易。他曾少年得意，雄姿英发，正当大有作为之时却被打入底层；未及解放喘息，又历文革之劫；大难之后刚刚位至其所，正欲报国为民之时，又陷“风波”之累。如果没有胸怀，可能早被折腾得身心俱废了。但是，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平乃至劫难，他仍然那么乐观、积极和满怀希望。在我和他交往的25年里，从来没有听他一味地抱怨过什么。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他同样也经常会遭遇不平甚至根本不应该发生的误解，但他从不在意，偶尔提及一些过往或眼前的不快，都是一带而过。每次和他在一起，更多地是能感受到他的积极、乐观和大度。和他交流聊天之后，你总会感到轻松愉快，似乎获取了生活与工作的新的热情。我想，同行和晚辈们欢喜和他来往，爱戴他尊敬他，可能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经常用江老师的人生经历和他对人生的态度勉励自己。有时候碰到一些显然不平不公之事，我就会对自己说，你这事儿算什么？看看江老师，他的遭遇，他的心态，如果世事总是那么公道，成就总是凭借才智，那么江老师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作用，何止今天这样。
这些年来，我凡有事相请于江老师，他从没有推辞过，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我虽很少向别人谈起这些，但我自己非常明白，江老师待我，非但有知遇之恩，私淑之情、更有爱惜呵护之恩。正因为如此，偶尔和他想不到一起任性而为，就会觉得很不安，这的确是本性使然，自己明白但却没有办法。可在江老师那里，似乎从来没有因为我某件事做得不甚妥当或自以为是而在意过，这就是他的胸怀与大度，就是他的长者之风，仁者之慈。小事不说，有一件事我多年来放怀不下，这就是我当年离开法大，离开江老师身边去澳门工作。1990年，江老师离开校长之职后，便将全部精力放在学术上，想通过学术和培养学生实现他高远的抱负。这时他开始第一次招收博士生，为了鼓励我，他当时拿出一个名额招收德语考生，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特意为我设置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通知，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通过当时的教委和司法部，点名邀请我作为中国法律专家去澳门政府工作，协助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而且待遇非常优厚。于是，我面临着一次重大选择，是去澳门还是留在法大。说真的，去澳门工作的确诱惑很大，倒不是因为那里工作一个月可以得到当时北京几年的工资待遇，因为我自以为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但这无疑是一个很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我乃学历史出身，遇到这样的机会确实有兴奋的冲动。但我若去澳门，如何向江老师交待？另一方面，留在法大，我可以做江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可以在他身边做许多事情，可以在学术的道路上有更多的发展。苦思数日，终未能决。最后，我去征求江老师的意见。在校北门外江老师那间小书房内，江老师看了澳门政府的邀请信后，决然果断地说，你要去，应该去。因为你考我的博士可以今年考，也可明年考，但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而且只是给你。当时，听了江老师的话，我内心非常感激。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为我着想，根本没提他已经为我作出的铺垫和对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期待。当然，这之后，我仍考虑了很久。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放弃攻读当时还很珍稀的博士学位，何况是江老师的博士。此外，当时接替江老师主持学校工作的陈光中校长也通过江老师转达，若是留下不去，职称甚至行政职位都会考虑。我曾努力争取一边去澳门工作，一边读江老师的博士。可是，由于“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人之常情，这显然是很难。不过，最终令我主动放弃攻读博士的，实际是我不愿让江老师为难。因为如果我不放弃，就要占去一个名额，这就意味着当时报考的人中要有一个失去机会。江老师和我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最终促使我提出放弃。他说，你去澳门，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将来的发展也未可限量。如果同时读博士，我同意，可若是这样别人就没机会了，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不过，这事最终要你自己决定。老实说，江老师的一席话是我放弃读博的关键因素。因为一方面我不想让他为难，另一方面我的确为他总是替年轻人着想所打动。这件事我从没向人说起过，即使后来有人传说我为了到澳门挣钱放弃了攻读江老师的博士。如今事情过去多年，提提无妨。我想说的是，如果知道了江老师当时是如何真诚动情地为年轻人着想，那么受此恩惠的人应该一辈子感激他。可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个痛苦无奈的选择和不可弥补的损失。我知道，这个放弃可能意味着我这辈子将与博士无缘。我做事情很少后悔，因为没有用。但在这件事上，我的确后悔地说了很多次。如果这事放到今天，我绝对不会自己说放弃。其实，这件事让我久久放怀不下的并非只是因为我没有读江老师博士的遗憾，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有负于江老师对我的爱惜之心，有负于江老师当时对我的期待，为此我至今心存愧疚。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当年没有去澳门而留在了法大，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江老师八十寿辰，大家都有许多话说。我也写下一些往事和情感，不为别的，只为祝寿。因为中国人常说仁者寿，江老师是仁者，所以他会长寿；他九十寿辰百岁寿辰时，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来为他祝寿。
(2009年12月12日于澳门海明湾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