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兄弟　

　　“我的出身是不太好的。”芮老先生开门见山。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出身”一词有两个解释：其中一个是“指个人早期的经历或由家庭经济情况所决定的身份”，另一个是“旧时指做官的最初资历”。　

　　“出身”是个历史性概念。这个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就业、参军，尤其是在升学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对于不少人而言，他们的历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罚的根源，而且还祸及三代，儿子孙子们也要终生承受其罪孽的负担。　

　　芮沐先生1908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南翔镇，祖籍浙江吴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2004年7月17日上午），刚刚过完九十六岁的生日，脸上还残留着高龄老人连日来活动量过大的疲惫。　

　　如果除去本文的中心“学生时代”，芮沐的执教生涯早在1938年执教重庆中央大学法律系就开始。以1949年划界的话，芮沐先生的学术青春是在旧中国度过的，应该算是一个“旧法人员”了。而对于旧法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　

　　在改造中不可能不提及“出身”，难怪老先生开门见山。　

　　“为什么不太好啊？”笔者问。　

　　“我的父母都是商人。过去都是大家庭嘛，我的父亲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主要是贩卖江西的纸张（到上海去），因此呢，稍微接触一些文化。尽管跟文化有点关系，但实际上这就是商人。父亲他们兄弟三个，从浙江吴兴转到上海的南翔镇，再从南翔镇到上海市。……因此我父辈本身是贩卖纸张，——过去的生产的纸是在江西，从江西再贩卖到大城市。所以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江西一带的造纸的一些小农民。”芮沐说。　

　　“过去造纸很艰苦的，要用一些化学品，当然我不清楚了。反正他们就是从江西一带的造纸小手工业者手里贩到大城市，这个就是资产阶级，我的出身就是这样。”　

　　芮沐按照父系的脉络，将自己的出身划分到资产阶级类别。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无异于是反动派、是人民群众对立面的代名词。这种出身在建国后是要付出很大政治代价的，未知芮沐先生如何躲过此劫？　

　　“那么您能否讲讲您母亲的情况？”笔者问。　

　　芮老耳朵有点背。略微沉思后，芮老说：　

　　“中国过去旧社会对妇女不太重视，她的情况我记不太清。恐怕我的母亲是海宁人，我记不太清了……不过大抵也是资产阶级。我的父亲是从浙江吴兴乌镇来的，我本人出生在南翔，——上海旁边的一个小镇。”　

　　芮沐先生还介绍了他的兄妹：　

　　“兄妹八个，七个兄弟，只有一个妹妹，最小的，现在还在上海。我大哥出生时便畸胸，气管不健全，由于肺病很早就去世了，在我留学法国期间。”　

　　“我二哥嘛，也是个病人，他到上海一个学校的运动场去踢足球，被菲律宾人拿着粗棒子一棒子打残废了。我的二哥比较迷信，从此以后呢，他就认为自己活不长了，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死于非命。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他喜欢调和……”　

　　“这说明他的人缘不错嘛？”笔者插言。　

　　“我二哥为人很斯文，喜欢调和。结果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被菲律宾人的拳棍打残，下颌打烂了。过去上海是很乱的。”　

　　关于他的二哥被菲律宾人打残打死一事，由于芮沐年事已高，语焉不详。大体据他回忆，是在上海街头看到别人打群架，因此过去居中调和，后莫名其妙被打，故意乎过失乎均在所不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对于芮沐上大学后选择学习法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需要赘言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是租界遍地。史料记载上海自古为海边渔村，春秋为吴国地，战国时为楚国春申君封地，宋设镇，始称上海。　

　　上海于1927年设市，那年芮沐刚好19岁，刚刚中学毕业。人文学者李天纲在最近出版的《人文上海》一书中指出，“检查上海人的意识，其中有来自江南和全国的小市民意识、士大夫意识和农民意识，也有从上海租界里学来的西方市民意识”。芮沐的身上理应有这种气质——　

　　“我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里，”芮沐习惯性地重复这句话，“父母年轻，不知道小孩子应该怎么照管，大哥肺病，二哥家里没人管他，他自己去跑，被人打死了，尽管与他没有关系，——人家打架他去调解，谁打死他都不知道。”　

　　如同他的父亲在父辈中排行老三一样，芮沐在家里也是排行老三。　

　　“那么轮到我是第三个。我小时候出生在南翔，祖籍在浙江吴兴，父母都在上海做生意，家里没人管，保姆老是抱着。小孩子他要活动的吧，因此就老哭。一哭就更是抱着，越抱呢就越哭。一直到了五岁，这么大的小孩还抱着，不舒服啊，老哭。哭也没办法，父母年轻也不知道怎么对付，保姆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母亲就让保姆送到我父亲那里去。这样子我就进城了，五岁就进城了。”　

　　这就是芮沐“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　

　　按照生理学常识，五岁应该是一个多少有点记忆的年龄，但这种记忆肯定不会再清楚点。这样的话，上海边镇南翔给他留下的印象应该不多，关于这一点芮老没有多说。　　　

　　农村包围城市　

　　“我一进城就呆在纸行。（那里）都是男的，没人管，就在纸行里楼上楼下地随便窜。到了冬天，那时候上海很冷，手都冻烂了，我的父亲就用牙刷来刷手指。都冻烂了还要用牙刷来刷，多痛啊,”芮沐回忆此似乎还有余悸，并因此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父亲不会管小孩。这样我到了五岁，该怎么办呢？只好往学校送了。于是我就到了浦东小学。那时身体不好，父母也顾不上管我，家里只能每天让保姆送马奶到学校给我当早餐。”　

　　笔者困惑：“马奶？”　

　　“那时也没牛奶，只有马奶。家里每天送马奶送到学校。小学就住校，那么小的孩子只能住校，也没人管，对不对？后来母亲也到了上海，叫保姆每天从家里送马奶。”　

　　“您那时候爱学习吗？”笔者问，以笔者的年龄和经历，懂得上小学时爱学习或者学习好是颇为受宠的。　

　　“那时候太小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芮沐说。　

　　“小学念了几年啊？”　

　　“可能有四五年。”他告诉笔者，他上小学就住宿了，他上得是上海浦东小学。　

　　笔者探问：“很小就住宿了，那很不容易啊。”　

　　“那当然不容易。”，芮老说，“那时上海已经是开放社会了，所以才有可能保姆给我送马奶。那时也没有幼儿园什么东西，所以很小就上学，因为放在家里没人管。”　

　　“浦东小学一方面离家比较近，一方面是城市里本地的学校，不是租界里的学校，那时上海已经有租界了。”　

　　“您在学校学习用不用功？”　

　　“小学嘛，哪儿知道什么用功不用功。就是花点钱让人家管。那时上海城南唯一有住宿的小学，所以父母管不了，就往学校里面送了。”　

　　对于一位九十多岁的老翁来说，回忆小时候的经历的确要费很多精神。　

　　芮老深深地陷在沙发里，据他的爱人讲芮老那么大的年龄，身体应当还算可以，没什么大毛病。　

　　“他身体非常好，医生说他是自然衰老，器官都没有问题。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运动，踢足球、游泳、骑马都玩得很好，还会击剑，他还是足球队的队长。”芮老夫人说。　

　　但即便这样北大医院也专门给他们配了医生，每周都要过来几次。笔者在芮老书架上的醒目位置，看到两张便笺，上面记的是北大校医院院长的联系方式。　　　　

　　中学时代　

　　“小学毕业以后，我就直接进的教会学校。我住在城南，是法租界，中学是在英租界上的，杨树浦，一个教会学校。”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比较好一点的学校都是外国教会学校。我读的中学叫马克密林中学，在那里呆了不久，中学里的一个同学，比我年龄大，要转到法国的教会学校，就到了圣房记。我从小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长大，你们根本想象不到。”芮沐说。　

　　近代中国的教会教育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变法维新之后，西式教育逐渐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可。1900年，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亦毋庸立案”，为教会办学提供了便利，在20世纪初期的兴办新学热潮中，教会学校受到了广泛欢迎，进入告诉发展阶段。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事最早的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页，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伴着教会教育的发展，教会中学也发展迅速：基督教中学1914年为184所，1922年达291所。全国基督教所属学校的学生，1912年为13.89万人，1916年为18.46万人，1920年达24.5万人。1920～1921年度，天主教所属的学校的学生为14.43万人。　

　　芮沐即是这几十万中学生之一。　

　　芮老的爱人告诉笔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上学，一般外国人都看不起中国学生的，好在芮沐从小功课就好，老师都喜欢。　

　　“上中学的时候还住校嘛？”笔者问。　

　　“也是住宿的，……”芮老话音未落，他爱人插了一句，“外国人办的学校全都住宿的”。　

　　芮沐接着说，“英国教会学校马克密林离家太远，后来转到圣房记，是法租界的，法国兄弟会办的。马克密林是基督教，圣房记是天主教。”　

　　必要指出的是，这里说的兄弟会，并不是类似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下会党组织，而是宗教组织内部的一种机体。　

　　“那您上中学时的课程是怎么设置的？”笔者问。　

　　“都是文的，没有理科。在马克密林上学时，每个礼拜天所有的学生都要去参加教会活动，唱赞美诗。”芮沐说。　

　　他爱人插言，“每个租界的教育不同，在英租界就讲英国的文化，法租界就讲法国的文化”　

　　芮沐说，“中国学生那时除了周末做礼拜外，接受的宗教的教育也不是很多是吧……”　

　　芮老夫人介绍，那时的上海中国没有自己的学校，要不英国学校，要不就是法国学校。　

　　“那个时候家里只是希望他念得好一点，就送进外国学校去，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教会学校。”她说。　

　　“我十三岁小学毕业，嗯，和现在差不多，也是6年制。”芮沐告诉笔者。　

　　“那您中学毕业时应该是19岁了？”　

　　“没有那么大了，那时候我们上学都没有那么大年纪的。功课好的可以跳班”，芮老夫人纠正了一下，芮沐接着说道，“……总之一句话，一直到19岁中学毕业，前面都是在教会学校。”　

　　按照芮老爱人的说法，中国人都有在实际年龄前面加上“虚岁”的习惯，芮沐中学毕业时应该正好是18岁那年。　

　　芮沐中学毕业那年，正好是1927年。　　　　

　　考入震旦大学　

　　“我只有小学是在中国人自己的学校里上的，中学是在教会学校念的，那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嘛，因此学习基础比较差，没有考上复旦大学，那时只有复旦大学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芮沐说。　

　　李天纲在《人文上海》中是这样介绍复旦大学的：“1905年由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从徐家汇迁到江湾，当时马相伯利用他和淮军出身的两江总督周馥的旧关系，借到吴淞提镇行辕，即清朝吴淞守军的指挥部，作为大学校舍。几十年里，这所学校一直是私立的，随以文、法、商科出名，但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很好。”　

　　“复旦大学没能录取，只有到震旦大学。因为震旦大学讲法文……”芮老夫人说。　

　　震旦大学（现址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中国教徒马相伯献出松江泗泾3000亩良田做基金，另外还献出卢家湾15亩地做校园，由耶稣会士于1909年在这里建立的中国天主教的最高学府。李天纲在《人文上海》中指出，“因为严格的训练，该校毕业生在中国的医学、法律、工程和文学界能力最强，占据突出地位。　

　　“那您为什么选择法律？”　

　　“年轻人嘛，总有一点爱国心情，看到中国当时的情形，认为法律能够救国，”芮沐说，“因为在租界里受人家的法律管制，心中不平，把法律当成一种（解救自己的）工具”。　

　　“那您上大学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和法律有关的案子啊？”　

　　“有啊，有啊，我家里就有这样的案子啊，我二哥被人家打残，要和人家打官司啊。可是人家是是菲律宾人，说跑就跑走了，跑到租界里就抓不到他了。因此，我家里找律师来打官司……”　

　　芮老夫人插言，“你要和他打官司，就要用他的法律。”　

　　“中国人受了租界的欺负，要听租界的话，打官司都要经过租界。中国人的老办法是找熟人，那不行。”芮沐说，当时学法律是他自己的意愿。　

　　笔者提起了会审公廨。　

　　会审公廨（mixed court）是外国列强侵华期间在中国租界内设立的审判机关，与领事裁判权的扩大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二者的出现是中国司法主权丧失，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　

　　186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提议在租界内成立一个中国法庭，审理除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侨民为被告人以外的一切案件，而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外国领事均可派员观审。同年5月1日，上海道与英美领事馆会同英副领事开庭审理租界内的案件，创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五年后，该法庭被正式改组为会审公廨。按照双方签订的《会审章程》，公廨“管理各国租地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各等案件”，“凡有华民控告华民，无论钱债与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讯定断”，“准其将华民刑讯管押及发落枷仗以下罪名”。　

　　芮老夫人说，“会审公堂实质上就是一个联合法庭嘛。但也要看国力的强弱的”　

　　“中国当时的学校不重视科学技术，过去的大学实际上都是文科大学，不重视理科，不像现在这样。”芮沐说，“法律可以救国这是资本主义思想，西方国家的。”　

　　“当时上海没有共产党的理论，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才有毛泽东思想。我从小就生长在租界，很少与外界接触，所以感到一片茫然，连国家的观念都没有。看到外国人用法律产生了感性认识，”芮沐告诉笔者，“法律救国的思想是后来衍生出来的，可不是感性认识。”　

　　芮沐回忆，在震旦大学课程设置是按照法国的做法来做，依靠法国的法律系统，没有理科，而且看学生都是中国学生，还有一些中国人做教师。　

　　“那些中国老师都很差劲，能讲法文就行。”芮沐说。　

　　芮沐甚至记不清在震旦呆了几年。　

　　“有三年吧……”芮沐说。　

　　“三年啊？三年就大学毕业了？是四年吧？”芮老夫人纠正。　

　　“是四年，这个时间都是和现在一样的：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小学六年。”　　　　

　　游学欧洲　

　　“震旦大学毕业就直接去法国留学了吗？”　

　　“（对普通中国留学生来说），那还是要通过考试的。”芮沐说。　

　　“考试难度大吗？”　

　　“早就忘了……”芮沐说。他夫人补充到，“他从小功课就好，考试对他来说都不难”。　

　　“我出国没经过考试，因为我是教会学校的，没必要经过考试。”　

　　芮老夫人告诉笔者，他是很有语言天赋的，在法国读硕士期间就学习德语，几年后到德国留学时已经通晓德文。解放后，苏联专家来中国传授经验，他又开始自学俄语，可以阅读俄文原著。他的拉丁文是在上中学和大学时，教会学校里的神父教他的，神父看他聪明就教给他拉丁文、意大利文。可惜的是现在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小语种都有了就是没有拉丁文，都荒废了。　

　　“你到外国去，外国的学校都是敞开大门的，谁都可以去，只要付学费就可以。你得自己念。在法国巴黎大学，欧洲所有国家的学生都可以来啊，他管不了，怎么管啊，只要你考试合格就可以。”芮沐说。　

　　“硕士学位您是研究哪一个方向的？”　

　　“不分科……”　

　　看到笔者给他照相，“你给我照相得给我付钱的”他说，“这是21世纪最大的发明之一，还有手机、电脑。你能够解释手机为什么全世界都可以联系上吗？”芮沐问笔者。　

　　“联网怎么联啊？”　

　　“……”　

　　“你要能回答清楚就可以得一个博士学位了。”芮沐幽默地说。　

　　“那您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什么的啊？”笔者追问。　

　　“关于中国文化，因为中国的文明值得研究……”　

　　“在德国读博士期间研究什么？”　

　　读完硕士之后，芮沐认为已经没必要再留在法国。他认为法国的文化清楚、明确，法国人的脑子也不聪明；相比较之下，德国的文化深邃。　

　　“具体的方向那要自己定啊，根据你的思维水平，兴趣爱好……”芮沐告诉笔者当时德国的教育制度。“我的博士论文评价很高，导师给我赞扬了，不评分，分优良”。　

　　1935读完博士回国。　

　　“我还有个大学没告诉你呢 ，她开的大学，家庭大学。结婚65年了……”芮沐指着相濡以沫的爱人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