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载教授，1921年11月生，湖南新化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教授。因病于2005年10月30日凌晨5时30分在家中病逝，享年84岁。

　　曾用名“秋水”、“盈熙”， 1945年7月毕业于湖南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等从事过哲学、英语、国家法、外国宪法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曾任武汉市法律中心顾问，湖北省政协法制委员等职。曾撰写《资产阶级国家法》和《外国宪法》，被司法部选为“政法师资培训教材”。1989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国家宪法和政府》曾获湖北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成果奖”，并被199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著作大辞典》列入词条详加介绍。曾广载教授为新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刘茂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写一组追忆曾先生的短文，最初是我的动议。当同学和同仁把他们饱含深情的文字呈放在我的案头时，我却怎么也提不起沉重的笔，一连几天都沉浸在悲悔之中。

　　先生是我所理解和钦佩的那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为人，襟怀坦诚，不卑不亢；为学，中西兼修，博大精深；为师，循循善诱，微言大义。虽处逆境，节气不改；病魔缠身，亦满怀忧国忧民之情。我所悲者，中国又少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学生则失去了一位人生和事业的导师！

　　先生退休以后，虽深居简出，但偶尔的电话联系无不流露出对学校、学科和宪法学界的关心，并以赞许和叮咛这种特有的方式表达对学生的关怀与挂念。2003年底，当得知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时，年逾八旬的先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语重心长的提醒：要建好学术梯队，培育团队精神，出创新成果，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每当此时，总有一股暖流在体内涌动，一种将所惑、所思向先生一吐为快的冲动。噩耗传来，悲痛之余，追悔不已。我所悔者，一是先生指定阅读的书目中尚有许多没有深入研读，特别是先生针对我文字方面的不足，叮嘱我要反复诵读《历代名臣奏议录》一书至今未曾全面阅读；一是多年来一直想在某个阳光明媚日子去看望先生，再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感受先生化境的愿望，总因琐事缠身，直至先生诀别，最终未能如愿，铸就终生的遗憾！

　　掩面沉思，往事历历在目。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编著的上下两册《资产阶级国家法》铅印的讲义时，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方知道著书立说原来也是一种事业。当先生在本科课堂上讲授西方宪法时，特别是先生对政体的理论、历史发展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体的独到见解，我才懂得宪法学不是政治说教，而是博大精深的科学，毅然改变报考民法研究生的初衷，投身到当时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宪法学领域。当先生指出权威教科书多处常识性错误时，我才理解先生所说的“书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道理，并从而养成质疑、批判的习惯。当先生批阅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特别指出文章中的语言问题并嘱学生诵读《历代名臣奏议录》时，我才真正理解“言真实而巧难”的道理，遣词造句不敢信手拈来。当1989年春季与先生同堂为88级两个班学生讲授宪法学，因大多数学生缺课，到者寥寥无几，我擅自决定停课，受到先生严厉批评时，我终于明白了学生是教师的事业，课堂是教师的岗位这一看似通俗的道理重在践行，并从此对学生和课堂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先生的博大、平实、严谨、执着，是学生一辈子的精神追求。先生的学问不是学生所能企及的，但愿有先生一样的人品和对学问平实、严谨和执着的态度！

　　先生您一路走好，犹如您平凡的人生，学生在此岸为您祈祷！

　　王广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曾广载教授治学严谨，造诣极深。其主讲的《资产阶级国家法》课程，许多资料直接翻译自外文文献，不仅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所持观点，均作充分的论证，而且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法》和《外国宪法》，被司法部选为“政法师资培训教材”。1989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国家宪法与政府》，是曾广载教授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其中对英、法、德、美、日、瑞士等国家宪法发展历程的介绍与考证，脉络之清晰，史料之丰富，内容之全面，在当时中国的外国宪法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对上述国家宪法制度的分析与评价，观点鲜明，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获得湖北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成果奖”，并被199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著作大辞典》列入词条详加介绍。

　　曾广载教授一生勤奋好学，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对法学的学习和研究上，不仅在“文革”期间，我国的法学教育处于瘫痪的状态下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退休以后身体有病之时，还常常是住着拐杖，到书店去阅读和购买有关的书籍，真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这种精神不仅令我辈钦佩，更值得我辈作为楷模去加以学习。

　　曾广载教授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其毕生为之奋斗的宪政事业和宪法学问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曾广载教授的最好的怀念，就是作为宪法学人的我们，潜心于宪法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此为我国宪政建设和宪政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刘嗣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曾广载教授是我从事法律职业的启蒙老师，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给我和我的同学们讲授《外国宪法学》、《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学》。我毕业以后留在先生的身边也从事《比较宪法学》和《宪法学》的教学工作，无论是我的学业还是教学工作都一直源自于先生的教导。先生对我的恩泽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也无法回报，只有承继先生之精神并加以弘扬，才可能在心灵上有所慰籍。先生现已离我而去，再无法给我以教导，但先生永远地活在我的心里，其精神永远地激励着我。

　　先生的一生朴实、严谨，其扎实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敬佩，并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先生不慕虚名，潜心向学，其人格的魅力感染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学习、生活、工作等各方面，先生也给予了我们以热情的帮助和支持。我现在感到荣幸的是：我是先生的学生。

　　徐银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1985年，我校宪法专业招收了刘嗣元、周院生、刘恒、周敏、黄松良和我等六名硕士研究生，使我们有幸拜曾广载教授为师。曾老师教我们《西方宪法》和专业外语两门课程。他对待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讲课时总是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使我们如沐春风，受益匪浅。最令人难忘的是1986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地上积着厚厚的雪，我们想身体不太好，年纪又大的曾老师可能不会来上课了，都想多睡一会儿。但素知曾老师的认真，万一曾老师来了我们都没有去可不好，快上课时我只得先去看看。当我走到教室门口时，曾老师已拄着拐杖站在那儿，那一刻一种感动涌上心头。我赶忙把同学们叫过来上课。课后我们跟曾老师讲，今后还是我们去他家上课好了，但曾老师还是坚持自己来学校上课。曾老师在课堂上从不谈无关的事情，但有一堂课，针对一位研究生不能如期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事大发感慨，给我们讲程门立雪、囊萤映雪的故事。老师总是先背古文，再作细细的解释，教导我们要珍惜学习的机会，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最低目标是拿到两证，如果拿不到两证，学业就是失败的。这些话激励着我们努力学习，现在我也总是用这些话教育我的学生，这大概就是薪火相传吧。

　　还记得1988年6月毕业前夕的某一天下午，我们六位同学一起去拜别曾老师。曾老师和师母硬是把我们留下来，并亲自包了很多饺子，师母偎依在曾老师的身旁，不时的跟曾老师开点玩笑，两人亲密无间，幸福无比。我们从曾老师家出来时，正是晚霞满天。看着这满天的晚霞，心中充满了对老师的无限感激！曾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陈卫佐（清华大学副教授、德国萨尔大学法学博士）：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老为中南政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比较宪法课，我有幸旁听了一个学期，对他渊博的学识、精湛的外语、严谨的作风和高尚的师德尤为敬佩。从那以后，我们私下有过多次交往，他老人家总是十分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传授人生的智慧，启迪做人的道理，叮嘱我注意安全，并对未来寄予无限希望，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为了表示对曾老的感激，拙著《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所引用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就是曾老的那部有名的《西方国家宪法和政府》（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至第640页关于瑞士联邦宪法的论述。后来，无论是在留学德国的六年期间，还是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以来，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关切地向来自母校的老师询问曾老的身体状况，默默地祈祷他长寿。遗憾的是，自从 1998年离开武汉以后，我再也没有能够见到曾老，聆听他老人家语重心长的教诲。

　　曾老的一生，是诚实笃信、择善执着的一生。我曾听别人说，武汉大学一位已经过世的研究宪法颇有名气的老学者生前常常自叹学问不如曾老。但我从未听到曾老对自己、他人、人生和命运有过什么怨言。他不愧是一位高尚、淡泊、善良、务本的老师和尊长，是值得我永远敬重的学者。现在，曾老已经仙逝，愿他老人家在天国得到永远的安宁，因为好人一生平安！

　　胡弘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虽然我是92年留校的后生晚辈，那时退休老师已经不参加每周四的教研室活动了，所以很少有机会见到老先生们。但为数不多的几次经历，使我有机会接触曾广载老先生，并感觉他清晰的人格形象。

　　1、留校期间，有幸聆听了曾老师为研究生讲授外国宪法学。记得那天早上他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走向教室，学生急上前搀扶，但曾老师似乎可以接受帮他拧一下那种老式的黑提包，但拒绝学生搀扶他。本以为老先生讲课一定不会讲很久，谁知曾老师讲起课来，思路清晰、说话流畅，还不时穿插英语，令我大为佩服。

　　2、做学问踏实。曾老师著书不多，但其编著的《西方国家的宪法和政府》为宪法学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该书史料丰富，蔚为大观。记得上课时他提到学界抄袭剽窃现象，曾义愤填膺地说，天下文字一大抄，抄完国内抄台湾，抄完台湾抄国外。并告诫我们踏实做学问是根本，原创最有意义。

　　3、活到老学到老。大约是2004年元旦前后的一个有阳光下午，我和陈新老师代表宪法教研室去看望他。但家里没有人，门卫告诉我们曾老师吃完中饭就出门了，大概又去司门口书店看书去了。我们极为惊讶，一方面是他去书店看书，另一方面他是一个人坐公汽去的。我们在外面等到大约五点钟，又见他颤颤巍巍拄着拐杖走来。一边向我们道歉，一边摸索着钥匙。坐定之后，他又谈到对当今时事的认识，思路异常清晰，极富条理，感觉他真是个与时俱进的老人。

　　虽然他已驾鹤西去，但是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却又十分坚定的形象始终如此鲜活地留存在我们心中。

　　陈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虽然我和曾老之间交往并不多，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依然感到震惊和悲伤，曾老先生灰暗、朦胧的身影立刻浮现在我眼前。

　　读研期间，曾老先生给我们讲授外国宪法。在这之前听人说过曾老先生学问如何深厚，解放前考公务员获得过优异成绩，甚至与台湾前某个重要领导人有过同学情。但在见到曾老先生时还是有些诧异，不是我想象中的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灰白的头发，灰色的衣服，经常穿的是中山装，冬天围着一条围巾，个子不高，身体有些胖，走路拄着一根拐棍，由于有高血压及其它一些老年性疾病，上楼梯、下楼梯非常缓慢，有时需要走几步，歇一会儿。手里还拎着一个黑色的有些陈旧的提包，后来听说，曾老先生老伴早已去世，子女也不在身边，没人照料他，生活基本上靠自己。

　　曾老先生常常比我们学生早到教室，上课前，他已经从包内拿出用雀巢咖啡瓶改装的水杯和自己手写的讲稿。当时只有五、六个研究生听课，所以老师一般也是坐着讲课，但曾老先生对讲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还是站起身写在黑板上，同时还写出其英文。上课期间，曾老给我印象深刻是，英文好，经常直接用英文讲授有些内容，对英美法等国家宪政制度非常熟悉，能精确地介绍各种具体数字或发生的事件，他还特别注重向我们讲解这些国家宪政程序。虽然这时他的著作已经出版，但发现他的讲稿依然改得密密麻麻，而且还有各种帮助说明和理解的图表。课后休息时，我们要为他沏茶，但他坚持自己动手。

　　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后，就很少见到曾老。只是偶尔在他来学校上课时远远见到他蹒跚的身影，也未上前打招呼。听下几届研究生讲，由于身体原因曾老先生没有再来学校上课。听说，曾老去世前没有任何预兆，几乎是在睡梦中离开人世间的，既没有给自己带来痛苦，也没有给周围人增添负担，我们为他的“无疾而终”感到欣慰。真希望人有灵魂和来世，这样他就能收到我们对他的祝福：灵魂安息，来世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