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话 中，把读书叫做“念书”。在徽州人的观念中，男孩念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一生中必须做的事情。徽州的民谚说：“男孩不念书，不如养头猪”。今年是我到人大法学院（当年称“人大法律系”）念书三十周年的日子，前几天是学校规定的七九级返校日，我的许多当年的同学纷纷从祖国各地返回学校（我虽在人大教书，但也在返校校友队伍之列）。这个日子不由地勾起我回想起当年来人大法学院念书的彼情彼景。

一、填志愿

记得当年是先考试，待成绩发榜之后再填报志愿。某日，正在田间劳动，忽见有人匆匆来报：“你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明朝赶紧到学校去看看，好象考得不错！”村里离学校相距十华里。次日，吃罢早饭，即刻步行赶往学校。

找到班主任，初见自己的成绩时，少有惊讶，未料到自己在有两科发挥得不甚理想的状况下还考得不错。班主任说，须即刻填报志愿。说到填报志愿，于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填报志愿基本上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学校，二是专业。当然，最困惑的是填报什么学校。

一是父母对于此类事情可以说“一窍不通”，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我母亲是文盲，对于高考及填报志愿可谓一无所知。我父亲在外工作，通常不在家中，即便在家，也所知甚少。在当年的农村，父母并不在乎你上什么学校，而只在乎你是否能够离开农村，成为城里人，端上铁饭碗，脱离农村这一“苦海”。不似今天之父母，为子女上什么大学而绞尽脑汁、而费心劳神。

二是学校里的老师我基本上不认识，即基本上没有可信赖的老师可供咨询。在高中阶段，我念过三所学校。第一所中学为社办中学，这所中学在我就读了一年多以后即告倒闭；后费尽周折转入第二所中学就读，就在我在第二所中学就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时，县教育局决定按照“举国体制”迎接高考。于是，在全县范围内对应届毕业生进行考试，将最优秀的学生选拔到一所已经空置的称为“五七大学”的校舍学习，并同时集中全县最优秀的教师给这些学生上课，这些学生的学籍仍保留在原中学。我的学籍便保留在第二个中学，但人却在“五七大学”学习。我们的同学经常打趣说，我们在念大学之前已经念过一个大学了。高考成绩下发到第二个中学，填报志愿亦由第二个中学负责，故对这里的老师较为陌生。

三是当年的大学刚刚开始恢复招生，基本上没有宣传，可以说我不认识、不了解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

当我正在为填报哪所大学愁苦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人经过我的身旁，对我说：“你应该填报中国人民大学”。我急问：“为什么要填报这所大学？”他说，我的舅舅就是这所大学毕业的，在这所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都能当干部。于是乎，为了毕业以后能够当干部，为了能够光宗耀祖，我便好不犹豫地把第一志愿的学校填写为中国人民大学。诚如史际春教授所云：“一个人结婚是必然的，但与谁结婚是偶然的。”在我取得一个较好的分数后，上大学是必然的，但上什么大学却是偶然的。换言之，若不是那位老师模样的人在我填报志愿时，偶然在我身旁经过，我可能就与人大失之交臂了。

在当年的家乡徽州，我身边的人无人知晓“中国人民大学”这所今天在中国鼎鼎大名的大学。在我经过耐心等待，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有人问我，听说你考上大学了，考上的是哪所大学？我答，中国人民大学。又问，是什么大学？我又答，中国人民大学。又问，中国的哪所大学不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你到底考上的是哪所大学？我还答，中国人民大学，它就叫中国人民大学。

在决定填报中国人民大学以后，紧接着是填报专业。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当年的口才极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口才，可以说平时基本上不说话。因此，什么专业不需要说话，我就填报什么专业。在人大当年在安徽招生的专业中，我填报了法律和统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学法律是那些自小就能说会道的人的专利。而我当年并没有这样认为，我当年念法律的志向是当法官，在当时的我看来，法官只需要会讲三句话就够了：原告你说，被告你说，最后我来判决。我当年的认识，与念法律以后所看到的“慎言的法官，雄辩的律师”一句形成暗合，心中哑然失笑。在念完法律以后，我并未去当法官，而是当了一名真正需要口才的教师。当年不怎么说话的我，竟然每次被曾宪义老院长介绍给他人时都说，他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此时，我都不禁在心中感叹，都是北京的大环境使然。

二、来人大

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说估计9月开学，具体何时开学待定。整个9月份一直都处在一种焦虑的等待之中，而眼见到其他考取大学的同学都纷纷启程去往该去的学校，心中更是万分焦急。周围的人每次遇到我时，都问怎么还不去上大学？我无言以答，同时也加重了焦急的心情。心里有时也想，是不是被学校骗了？会不会今后当不成干部了？三十年前的9月过的是那样的漫长。

终于，在9月底盼到学校的正式入学通知，说10月5日开学。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没有人坐火车到过北京，徽州也没有直接通往北京的火车，因此，谁也不知道到北京需要几天时间。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杨文海也考取人大（他上档案系，我们虽都在“五七大学”念书，但学籍不在一个中学，填报志愿时相互并不知晓），我们就在一起商量几号出发，决定还是早早出发为好，以免错过了学校报到时间，大学不要我们了，以后也就都当不成干部了（杨同学现为中央戏剧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已经当上大干部了）。

我叔叔在县里当干部，到过北京，但他是坐飞机来的，见过一些世面，正好他有事情要到芜湖，我们决定坐他单位的车一起先到芜湖。我和杨同学都没有见过火车，只听说火车跑的比汽车快。1号傍晚，我和杨同学各自坐自行车到县城我叔叔处集合。傍晚出发的原因是，我们坐的是大货车，司机、我叔叔、我、杨同学四个人都挤坐在驾驶室里属于超载，为了躲避警察，只能如此。

早晨大概5点钟左右，我们到了芜湖火车站。下车后，我叔叔说，从这里坐火车就可以到北京，我还有事情要办就先走了，你们一路平安吧。我和杨同学站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顿时四眼茫茫：我们不知道怎么买票，也不知道怎么托运行李。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一人着看行李、一人去买票，再去办理托运手续。约8点，我们坐上火车。一个小时左右，到了南京，列车员让我们下车，说已经到了，这趟火车不到北京只到南京。我们下车又到南京站询问去北京的火车的时间，回答说要到晚上才有。南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大城市，虽有时间，我们或是因为囊中羞涩，或是因为胆小，实在不敢去看看南京城和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只是在站前广场，一边交换着吃家里的饼、一边熬着时间。

终于熬到9点多钟，候车室里开始骚动起来。轮到我们剪票时，列车员说，你们的票不能上车，需要去加快。原来我们买的是慢车票。但当时对于什么是“加快”，到哪里去加快，我们却是一无所知。顿时，我们俩人急得满头大汗。

在火车上，两颗忐忑不安的心慢慢安静下来，因为终于可以到我们日夜向往的北京了。就在我们准备睡上一大觉时，坐在我们对面的人非常关心地问，你们去哪里？我们说去北京。又问，去北京干什么？又答，去北京上大学。又问，什么大学？又答，中国人民大学。问者又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入学通知书。我们小心翼翼地拿出入学通知书递过去。问者看后惊讶地说，你们从北京火车站坐103路到动物园，而北京有好几个动物园，通知书上没有写明到哪个动物园，你们怎么办？问者自称是某工厂的采购员，来过北京无数次。听了他的话以后，我们本已平静的心又再次被悬提了起来。我在心里不禁暗骂学校，怎么也不写明是哪个动物园。

因为我们早到了一天，在北京站前并未见到学校接新生的亲人，便只好按照入学通知书上所说的路线来学校。先坐103路无轨电车到动物园，再从动物园坐332路到人民大学。在332路车上，因为怕坐过站，一路上全神贯注地听售票员报站，每到一站也特意看一下站牌。在真的到人民大学时，售票员用非常标准而纯正的北京话说“人民大学到了”，可是，我们俩人谁都没有听清楚她说的是人民大学站到了，仍然站在车上不动。待汽车刚刚启动，我们才看见站牌上写着本站就是人民大学，但为时已晚，只好到黄庄站下车步行到人大。刚到北京的第一天，我便领教了纯正北京话发音的含糊不清。

三、开学

那时人大招收的学生还少得可怜，我们这一年级才500多人，法律系也就一个班级，共招收35人，其中还有一半是北京本地学生，不似今天这般红火。因此，学校各院系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摆摊似的一字排开以接待新生，学校的财务部门也不用收费，可能是因为我们被定位为未来的“社会精英”，那时也不用给学校交付任何费用，一切都被国家“包”起来了。

次日，我便到法律系办公室报到。进门时，见到班主任，便叫“老师好！”坐在班主任身旁还有一位模样、年龄均似老师的人，班主任介绍道，这是海燕。我便又叫“老师好！”他很愉快地答应着，并说你好！再一日，正式开学，见到他和我一起都坐在教室里，原来他也是我的同班同学，而并非老师。举目一望，班级里象他这般年纪的同学还有不少。同学一段时间后方知，这些“老”同学，社会经历都非常复杂、丰富，有的当过兵、有的在机关工作过、有的在工厂工作过、有的当过教师、有纯粹的农民、有的插过队，等等，可以说干过什么职业的人都有，简直就是一个小社会，象我等应届毕业生似乎只占到三分之一。这批“老”同学，由于社会经验丰富，且一部分同学已经是中共党员，因此，党支部当然是他们的，班干部当然是他们的，优秀学生当然是他们的，好成绩当然是他们的，入党当然是他们的，初期团支部也是他们的，甚至班级也是他们的。当年我曾经感叹，我们这些应届生真的是“生不逢时”啊！或许是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小”同学知识甚少的缘故，双方之间的交流并不多见。当然，我们这些“小”同学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知识。

在我入学的第二天，比我高一年级的洪道德（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从新生名单上看到我也是歙县老乡，便到我宿舍来看我，并送我一套四卷本的《列宁选集》。这套选集至今我仍珍藏在家，准备退休时再送还给洪学兄。

刚入学时，二炮司令部仍驻扎在我校。校大门口，一边是学校的保安，一边是二炮的哨兵，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初入学时，对此感到颇为怪异：大学就是与中学不同，大学有军人保卫学生！因二炮占据了部分校舍，学生只能在露天吃饭，大风起时，饭里一层尘土；学校只有一间较小的阅览室，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占座位。一天，班主任正在进行新生动员，正说到学校的光荣历史时，进来一位经过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锻炼过的高一年级的“老”同学，将班主任从讲台上推到一边，然后高声激动地说，天下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学习？走，游行去！就这样，我到大学以后，还未及正式上一节课，就跟随大家一起去天安门罢课去了。

回想三十前，我之所以能够到人大法学院念书，一是要感念邓小平因胸怀忧国忧民的民族大义而尽可能早地作出了恢复大学招生的决策，二是要感念“文化大革命”对城市教育的冲击和破坏，才使得我们这些农家子女获得了上人大法学院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机会。对于后者，是看到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近年来农家子女上名牌大学的数量急剧下降，或即便考上名牌大学而因交不起高额的学费遭遇被退学的命运，庆幸自己早出生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