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每个侧面都是故事，每个故事都耐人寻味。

1979年开始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煌煌十卷本，用字五百万，历时十九年，经费仅为十万元社科基金。据说这部书几乎集中了国内法律史学界全部学术力量，这意味着数十位学者都愿意跟着他“义务劳动”十几年。

1957年公开撰文提出“法律的阶级性不能否定法律的继承性”；1963年撰写教科书《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力图破除苏联教科书理路。这些做法在当时不啻“挑衅”。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却从来没有戴过右派帽子，从来没被红卫兵小将武斗，恰恰相反，学生们还主动保护他。谈及原因，先生笑言“人缘好”。铁骨铮铮，不碍君子谦谦。

1970年拖家带口到江西57干校劳动，采茶、插秧、打石头，夜晚就着煤油灯写文章。翻看当时的诗作，偏偏都是这样的句子：“绿染江南四月天，潇潇细雨润如烟”，“牧童月下归来晚，柳叶当笛信口吹”。像是度假，也像归隐，唯独不像下放。

治学六十载，著作等身。目录用三号字誊写在A4纸上，可以打出28页。2000年70寿诞，却把自己新出版的文集命名为《未已集》，老人自己解释这种心境：“在学术道路上，依然‘载欣载奔’。”

收获倍惜耕耘事，为学何尝不如斯

1954年8月6日的《光明日报》，竖版繁体，本报记者也是第一次看见。《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一文是头条，显眼。

这是张晋藩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那时他24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那一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政研究成为他进入学术领域的门径。“当年研究宪政是热点，但后来这成了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从他的著作年表中勾出和宪法史相关的成果，是一条纵贯60年的直线：1955年《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1979年《中国宪法史略》，2004年《中国宪法史》。这是指著作，相关的几十篇论文不包含在内。

与这条线平行的，是民法史、刑法史、行政法史、监察法史等其他专门法史的研究脉络。当年国家法制草创，每一项努力都是在填补空白。而现在，这些勾画在28页A4纸上纵横交错的目录，构成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构架。

最难的是法制通史的撰写，时间上要上溯到上古的氏族战争，门类上要包含刑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等诸多项目，每一项都涉及到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集纳提炼。这是学术上的“难”，更难的是组织工作，一项大事，人力、物力、财力一时难备，都是问题。

张晋藩决定挑战这个大部头。那是1979年，中国学术界春风回暖，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他遇到了美国学者兰德彰。对方告诉他，在1979年前，国际上已经组织了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从未邀请过任何大陆学者参加。美国学者的语气带着遗憾——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内地还有张晋藩这样的法制史学者，也无从了解大陆的学术研究水平。

张晋藩伤了自尊心。“政治气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作出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1979年秋天中国法学史学会成立时，张晋藩提出了编写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的设想。很多与会者都记得这位素来平和的学者在大会上的慷慨陈词：“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我们这一代法制史学人的罪过！”

由张晋藩主编、集结了当时中国法律史学界所有学术力量参加的《中国法制通史》，于1980年1月正式开始编写。正值浩劫之后，所谓“法律史学界所有学术力量”不过20余人，起步之艰难，可想而知。“到了1985年，情况好起来。很多大学都恢复了学科建设，博士生们补充上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申请到了社科基金。”

还是一波三折。社科基金十万元，在当时已是巨资。但著作规模太大，时间战线很长，在出版了《清朝法制史》和《根据地法制史》后，出版经费又出现了困难，其他三部成稿困在了张晋藩手里。编写工作再度陷入低潮。

新的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法律出版社表示愿意承担出版任务，出全十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又一轮编写工作马上如火如荼展开，好在中国法学界已经有了充足的人才储备，编写效率远远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前已出版的两卷本也得到了重新订正。千禧年之前，这部凝结着张晋藩和法律史学界全体学人心血的《中国法制通史》终于问世，成为法律史学世纪之作。

200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三位教授访问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送给主人的礼物便是这本《中国法制通史》。该书从此声播海外，被西方同仁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始于1979年，成于1998年，世事变迁，物转星移。一些学者在编写过程中去世，一些学者退出了这项似乎遥遥无期的工程。记者问这部书的主编是否有过绝望的时候，老人神色安详：“从来没有。”然后笑言，“我就这一点还行，有点韧性”。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慷慨陈词，言犹在耳。

雾霾岂能遮望眼，春来去路在目中

“茶花香处蝴蝶飞，春池水暖鱼儿肥；牧童月下归来晚，柳叶当笛信口吹。”张晋藩写于江西的绝句之一。在《思悠集》的自序中，张晋藩这样描述在江西的日子：“春来油菜花和紫云英黄紫相间，把大地装点成锦绣，满山盛开的杜鹃花真个是染红了青山。还有夏夜的岭上赏月，秋天的乌桕红叶，冬季的板桥霜雪，本身就是诗。”

不要误会，这其实是1970年。同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系任教的张晋藩和夫人林中，拖家带口地来到江西五七干校，在那里“战天斗地，改造思想”，既非旅游度假，也非田园归隐。

“采茶、插秧、打石头，什么都干过。”但他还是能活出自己的情趣来。当时下放的老师按军事编制分为五个连，他是五连的通信员，白天劳动，晚上编写干校的小报纸。江西夏天炎热，农村蚊虫乱飞，躲在蚊帐里点着煤油灯写稿子，还有点不亦乐乎的意思。

身边带着《红楼梦》，一本书在几十人手里传看。他则专门研究里面“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薛蟠打死冯公子”、“凤姐打点都察院”等等章节，分析清朝的司法情况。军宣队见了训斥：“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现在还看《红楼梦》！”老师们也有对策，在《红楼梦》外面包了一层书皮，写上“石公血泪史”几个大字。再拿给军宣队看，对方满意了：“看忆苦思甜的书，不错。”

《〈红楼梦〉所反映的清朝诉讼制度》是张晋藩研究这部“血泪史”的成果，后来刊发在第2期的《红楼梦》学刊上。

那时他四十岁出头，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治学最好的年纪与学术最低迷的时代相遭遇。1972年，在江西农村的煤油灯下，他写了篇论文《从政治上层建筑角度看古史分期的问题》，兴奋地寄给了郭沫若，不久就得到了这样的回信：“文章角度很好，但现在不是一个谈论学问的时候。”

他清晰地向记者复述这篇文章的观点，“战国是界线。战国之前的夏、商、西周、春秋这几个时代的上层建筑有一致性。战国之后上层建筑有很大的不同——成文法出现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出现了，从中可以看出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从法制角度看，春秋战国有一个划界。”这个观点并不陌生，十几年后，它已经写进了历史教科书，成为常识。

让人诧异的是这种心境。一个正在治学成熟期的学者，带着老人孩子跑到南方农村“战天斗地”，个人与国家都前途未卜，眼前每一点现状想来都泄气。他口里诵的是田园诗、眼里看的是古典文学、脑子里想的是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

“说老实话，当时学理论、学政策，但我还坚持搞法制史。”在“文革”十年中，他没有机会出版学术著作，但论文写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成果见诸当时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法学研究》。1979年当年，他连发六篇论文，迅速出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著作《中国宪法史略》，撰写的《简明清史》、主编的《法律史论丛》随即在第二年问世。从这里大概可以推知，这个看似心境悠闲的学者，在十年浩劫中都在做什么。

记者问他：“您当年如何看待中国的前途？”

老人没有正面回答，“你知道的，有识之士对一个法治中国的追求，从19世纪的晚期就开始了。最初是改良派王韬、郑观应，再往后是梁启超、孙中山等等。富国强民要求民主和法制，依法治国是中国若干代人的奋斗目标，历史不能阻挡”。

他比任何人都讲效率，但也比任何人都有耐心。一个有历史纵深感的人，比我们都更懂得时间的辩证法。

但得师生情谊在，天涯处处是乡关

中国政法大学张中秋教授觉得自己和师兄弟都挺有福气。1995年他和老师张晋藩参加南京的一个研讨会，发现老人白天开会，晚上熬夜改学生论文。他瞟了一眼文章，作者是“金德贤”，一个韩国师弟，汉语说不利索。张晋藩得逐字逐句修改更正，“不然这孩子怎么毕业啊”。

他是天然的师者。在法大，张晋藩很早就提出一切都应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研究生院的所有资源都应该为人才服务。在担任长达十余年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期间，为了融汇各家之所长，他广泛聘请学术大家、名人，如瞿同祖、蔡美彪、王铁崖、韩德培、端木正、李秀林、俞明仁、袁方、王永兴、高铭暄、张国华、王叔文、刘海年、佟柔、孙国华等先生为研究生授课，指导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每个研究生每年都有经费参加至少一次学术会议，学位论文的调研费用全部支付给学生使用，为了帮助学生学好外语，两人发给一台收录机。

他几十年来广受学生的喜欢和钦佩。在倒置观念、践踏理性的时代，正是这个简单的原因保护了他。

1958年司法“大跃进”，法学教育“大跃进”，批判旧法观点运动“高潮迭起”，张晋藩主张的法律继承性观点成为批判的重点。“那时有个说法，继承旧法就等于‘人口安狼牙’，我受到了一点冲击。有证据啊，《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意见》，白纸黑字。”

他在人民大学任教。当时有个新花样，批判谁，就把大字报放在圆形的篮子里给人家送去，叫“给老师送西瓜”。1958年3月25日人民大学团委主办的《跃进快报》里，记载了这样一条“送西瓜”的消息：

“看，法学史讲师张晋藩老师出现在台上了。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从内心里欢迎同志们给我送的大西瓜。这时台下顿时喊出：‘西瓜大而甜，送给老师张晋藩。’张老师说，亲爱的同学们，送吧，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张老师说，我一定把我的旧法观念、修正主义、骄气、躁气一扫光。同学们喊，‘张老师是好样的。’”

这条“跃进新闻”看起来相当温和，如果不把它嵌入“1958”这个年代背景中，它更像是一场师生互动。张晋藩也明白这一点：“还是很温和的，和批判右派不一样。我当时只算是老师当中有旧法观念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场反右之风在人大刮得不猛烈，“当时法学系不到100多个老师，揪出60多个右派”。

1966年，在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问世前夕，人民日报整版刊发文章批判一本书——《科举制度史话》，原因是该书“宣扬入党做官论”。这部书隶属于一个叫做“历史小丛书”的集子，作者是张晋藩，编者是吴晗。

这件事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学生随时可能喊我站出来。”张晋藩说。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我母亲告诉我，来了三个红卫兵找我，这三个学生态度都很好，说：‘请张老师吃了午饭之后到我们那里去一趟。’那时学生教训哪敢吃了午饭再去，马上就去了。”他心里相当忐忑，已经做好了“站出来”的准备，没想到等着他的却是安慰的话：“张老师您怕什么呢，不就是那本书么？”言下之意是，“我们会保护你。”

关于这场批判，法律系总支部给他写了六份大字报，“但孩子们没有一个对我不礼貌的”。

30年后，张晋藩的《求索集》问世，国内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很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首发式。先生说，“我始终难忘，‘文革’时有个学生对我说的一句话：‘张老师您怕什么，我们保护你’。这个学生现在就坐在我身边。”时任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的杨福坤少将站了起来，师生俩感慨万千。

他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现在活跃在法大讲台上的教师，大部分是他任研究生院院长期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2005年他和夫人林中教授迎来了“金婚”之喜，包括张中秋在内的50名博士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两位先生庆祝。当天的法大新闻网以这样一个题目概括这个美好的聚会——“伉俪五十情愈笃，天下桃李同庆贺”。

他本人则在作品里悄悄写下这样一句诗：但得师生情谊在，天涯处处是乡关。

艰难淬砺英雄胆，慷慨当舒中国魂

从来没有盛世而法制衰微的王朝。在法制史中纵看古今的张晋藩，深知中华法系重建对于民族复兴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中国社会，比以往更重视以史为鉴。

1986年，张晋藩应邀在中南海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为《谈谈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讲演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典故：唐太宗禁止伪造履历，命令刚下，就又出现了一个伪造履历的官员。太宗一气之下要把此人处死，司法官戴胄却坚持处以“流刑”。太宗质问他为何抗旨，戴胄的回答是：“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这段史料成了那节课的热点。课间时，陈丕显、习仲勋等老干部都不约而同地问了一个问题：“后来太宗是怎么处理的？”答案是，“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对于被“法治”和“人治”困惑的当代中国而言，这段短短的记载非常有启示意义。张晋藩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历史上常常可以找到。”

1996年和1998年，他又两次应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题目分别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思考》，思路上一脉相承。记者问他当时的提问中是否有比较“尖锐敏感”的问题，先生想了一下：“还真没有。”他在讲台上素来敢言，但那几次讲课中还有听众勉励他：“还可以再放开点。”

中国已经并正在经历法制近代化的过程，在“变”与“不变”、“西化”与“中国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走着钢丝。张晋藩始终认为，近代化不仅是法律条文和法律制度的近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近代化——人的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逻辑的进化。单纯法典条文的改变，远不足以构成近代化的视野。更重要的是，相对于西方，中国应该、也有能力走一条“他选”道路，近代化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化，依然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放眼大历史来寻找属于自己的路径。

他理想中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法情允谐”的社会，是一个生发于中华法制、伦理传统的，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这个理想的社会至少要满足三点：其一，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其二，改制与更法互相促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配合以立法调整。其三，治法与治人并重，有治法还要有治人。“择人而授之以法”，几乎是每个盛世共有的经验。

这个藏在心中的“理想社会”，大概可以解释他身上的每一个故事。比如为什么在艰难地完成《中国法制通史》之后，仍然“不长记性”地接下《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多卷本）和《中华大典·法律典》的主编工作，即便耗时同样长，经费同样少；比如为什么在一个颠沛的时代，仍然不以种种困苦萦怀，反而始终乐观而充满信心。张中秋说，“他对事业的热爱远非敬业二字能概括，这种热爱来自于他的历史责任感，他是把事业当做爱国的途径。”

张中秋说，他带着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态度上从来不卑不亢，学术上定要拿出高水准、高质量的论文；还说，他多次坚定地表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中心，必须要从日本回到中国。这个硬气的学者就是眼前这位好脾气的老人，或坐或站地随着记者要求拍照。你表示感谢，他会轻轻拍拍你的肩膀，表情有些不好意思：“要感谢你，要感谢你才对。”

载欣载奔，求索未已。精气神还是那么好，思维还是那么敏捷，只是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字了。这也有办法，夫人林中就是他的眼睛，每天都会把各种资料读给他听。采访那天他穿着一件粉红色的polo衫，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马甲，他把夫人推到镜头前，开心地说，“我的著作里，林老师有一半功劳。”

书房里横着一张长桌，两把同样的座椅，两个同样的靠垫。贤伉俪并排坐在一起读书治学，恰如学校里的“同桌”。靠窗的位置是他的，采访时夜色初上，从这扇窗望出去，明月在天，众水咸见。

（文中小标题诗句选自张晋藩诗集《思悠集》，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张晋藩，男，1930年出生，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1983年被评为法学教授，同年被评为中国法制史学博士生导师，1988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带头人，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长，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特约法学评议组成员，1983年第二届法学评议组正式成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理事等。现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专业顾问、中国教育家协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成员。曾出版《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法律史论》、《法史鉴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清代民法综论》、《中国宪法史》、《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等二十余部专著。此外还主编了《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清朝法制史》、《中国官制通史》、《中国司法制度史》、《中国民法史》、《中国刑法史新论》，《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等二十余部专著和教材，并发表了专业论文二百余篇。其中有些专著和文章已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出版。1986年应邀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1996年、1998年两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1982年以来，多次赴美国、加拿大、德国、以色列、日本、韩国进行讲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