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沐老先生百岁诞辰渐渐临近，40多年来，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时时在我脑中萦绕，为他写点什么的想法愈来愈浓。其实，北大吴志攀教授和邵景春教授曾多次跟我提及，希望我能写点东西，以纪念老先生对法学界及我国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但一是因为工作繁忙难以脱身，二来芮沐老师对我的影响与教诲之深，总觉一纸文字实难表述恰切，故迟迟不能下笔。

今日我决定不再拖延，虽拙笔一支，然敬意无限。

芮沐老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的益友，曾给我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在我法学思想的形成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上，有着无可替代的深刻影响。

我于1965年考入北大法律系，后留校任教，于1981年赴美学习，1983年归国后不久即离开北大，投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这些小成绩，主要得益于北大的老学者们对我的教育和栽培，尤其是魏振瀛教授、罗豪才教授、朱启超教授、由嵘教授等等。但是不可否认，在我的人生中对我起关键推动作用或可以称为我人生转折点的指路人的就是芮老先生。

初次识得芮沐先生是41年前，也即1965年的秋季。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法律系，当我怀着年轻、好奇的心在那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大校园里徜徉时，宣传栏的几幅照片深深吸引了我。照片上是我从末见过的美男子，端庄而有棱角的脸庞，身穿整洁的西装，在金发碧眼的人群中讲着什么，听众们认真地倾听，眼中是显而易见的敬羡。这就是芮沐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健康、英俊、智慧的完美结合带给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赶紧转身问学长，照片上的中国人是谁啊？学长说，这是芮沐教授啊，正是你们法律系副主任。从此芮沐这个名字深深地烙在我心里。

尽管我一直在打听，可大学一年级直到文革前，我都无缘见到芮先生。真正见到芮老是在文革中，那时他已经60岁了，看上去好象只有40岁，身着中山装在校园里劳动，但依然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饱学之士的睿智和从容。

真正感悟到芮先生的才智，则是在文革的混乱与动荡已然过去，而我也已毕业留校之后。那时北大东门旁边有个露天游泳池，我经常去游泳。芮先生也常去那儿，而且技术特别娴熟，就像一条在水里自由活动的大鱼。这时，我就能找到机会和他攀谈，于是渐渐熟识了。闲谈中得知他也是上海人，又恰与我母亲同岁，不觉中彼此的距离又近了好多。他多次向我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在德国读博士时他还是那个大学的足球运动员。芮沐先生对我学术思想和人生观的影响从此拉开了序幕。

正在其时（约1976年），北京市委发了文件，要求全市公民学习英语，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整个学院的中青年老师都为此振奋，努力学习。我一直学的是俄语，在文革中也都荒废了。那时我们的英语教师奇少，大家都只能跟着广播学。在我的学习过程中，很幸运地遇到了广播电台以外的两位良师，一个是芮沐老师，另一位就是王选院士。 芮沐先生懂德、法、俄、英四种语言，但他多次提到，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语。他经常要我在他面前朗读英语，他则认真地倾听，不厌其烦地为我纠正。还提醒我说，英语是交流工具，语速可以慢，但一定要让人听懂。他说，要想真正说好口语就一定要有书面英语的基础，要我戒骄戒躁，耐心积累。我慢慢静下心来，按照芮沐先生的话来做，果然英语渐渐有起色了。

1978年后，改革开放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沉寂了十年之久的各种社会思潮开始惊涛骇浪般拍打中国大陆这片沉睡的土地。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们敏感地嗅到了中国将要发生巨大变革的气息。当时各种思潮扑面而来，使人应接不睱，北大当然是首当其冲。1945-1947年芮沐先生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过访问学者，在这两年期间他独特的性格魅力使他周围聚集了一群美国朋友，其中很多都是著名的学者，并在芮先生回国后的数十年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教授、哈佛大学的吉米.科尔、陈海华博士等等，他介绍他们来北大法律系讲学。芮沐先生那时十分活跃，热情高涨，在东西方文化思想融合的潮流中如鱼得水，与其古稀的年龄形成强烈的对比。与此同时他也尽力为我创造条件，让我有机会与外国学者接触，交流思想、同时也提高我的英语口语。那时我国还没有研究生制度，我也尚未成为他的研究生。恰是这段生活使我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1979年我考上了研究生，最终选择了芮沐先生做我的导师，正式师从芮老先生。那是他是北大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也是我国国际经济法的奠基人。当时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国际经济法仅是调整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而将其划归为国际公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际公法教科书中的一章。而芮老先生对此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独立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学科，其内容不仅包括以上通说中的见解，还包括调整跨国商业组织及商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这就使得国际经济法可以直接服务于企业和商人，更接近现实，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今他的见解早已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所证实。

芮沐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学术先锋，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在我做研究生期间，芮先生一方面鼓励我多写学术文章，参与到改革开放的学术大讨论中去;另一方面积极地给我们后辈创造条件，参与社会实践。在他的帮助下，我到中国外资管理委员会法律部实习，从而有机会参与起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讨论，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样板合同、样板章程的起草等一系列立法工作。这让我第一次触摸到在中国政治的庞大肢体中，改革开放有力的脉动。

1981年芮老动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送我和张力行去美国深造。出国的各种繁杂手续及名目繁多的费用都是芮老一手操办的。他对我们说，一定要到国外去，提高英语水平、了解美国社会、建立社会关系，更要学到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精华，然后回国建立发展我们新型的国际经济法学科，他希望我们早去早回。我们带着导师对我们的殷切的期望去了美国，并按时回国，没有片刻的迟疑。一回校，我就开了两门课，公司法和国际投资法，深受学生的欢迎。

然而，正当我们对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满怀憧憬的时候，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对外经贸大学任教。在我离开北大的时候，芮老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世界很大，树挪死，人挪活，在别的地方也许能更好地发挥你的能力，但一定不要放弃国际经济法的专业方向。并要求我为他的学生再上二年的课。他说，希望我能与他在对外经贸大学的另一位年长的学生－－冯大同先生一起把国际经济法这面旗帜树起来，并加强与北大大本营的交流与合作。来贸大后，我继续为北大的学生讲课，芮沐老先生也多次来贸大指导我们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建立和发展。

今天我终于可以说，我没有辜负芮老先生对我的期望。从北大到贸大，我从芮老手里接过国际经济法的火种，按照他当年指点的方向，在贸大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贸大法学院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在冯大同先生、沈达明先生奋斗的基础上，树立起了国际经济法的旗帜。2002年，我校的国际经济法专业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秘书处也设在我校，而我本人也被推任为首届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的会长；2006年，我荣获教育部高等院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芮老先生的指导就没有我在学术上的发展，至少，不可能如此迅速而有成效的发展。我依然记得芮老在繁忙工作的间隙翻看我的硕士论文，记得他骑着车子一次次地来到我住的平房或集体宿舍讨论问题……

芮沐老先生是改革开放的学术先锋，是我国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奠基人，是我永远的导师，是位真正的名师，成功的名师！

谨以拙文一篇敬贺芮沐先生百岁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