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我的恩师和人生导师陈桂明教授

李仕春

二、在这个充满功利的社会，要坚守和捍卫做人和生命的尊严

在我追随陈老师的15年，他身上无时无地不闪耀着做人的尊严、学者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即便是在与病魔抗争的最后几个月，即便是在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陈老师仍然在坚守和捍卫做人和生命的尊严。

（一）做人的尊严

陈老师对做人的尊严有着很深刻很全面的理解。他首先是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就连衣着形象、言谈举止也要尽可能让人尊重。自1996年拜入陈门，我没有见过陈老师哪一天留着胡渣，没有见过他穿过背心，没有见过他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甚至有一点皱巴巴，没有见过他骂人、激动地训斥甚至大声地说话，没有见过他没精打采或者唉声叹气，没有见过他暴饮暴食，没有见过他什么时候发福或消瘦过，没有见过他的办公室什么时候有些杂乱。

不仅于此，陈老师对做人的尊严的阐释，更体现在为人处世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低调谦和、不事张扬，但我没见过他什么时候对位高权重者低头哈腰过。他总是那样的淡定从容、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地微笑、握手和相互问候。因此，他赢得了很多高官朋友的尊重。我也没见过他穿梭于权贵之间，流连于觥筹交错。大多数的时候尤其是近几年来，他更是一个典型的好男人——下班就回家，尽享天伦之乐、在昆玉河畔快步行走。我们作为陈门弟子，对陈老师的大气印象深刻，受益颇深。

陈老师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恪守师道尊严和尊老爱幼。他非常恭敬他的博士生导师陈光中先生，经常会向先生汇报工作。他是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的离去让先生非常痛心；他非常尊敬他的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副导师杨荣馨教授，时不时到杨老师家里和师母荆老师拉拉家常。在陈老师告别仪式上，年近80的杨老师和师母相互搀扶着，哭成了泪人。他非常尊敬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前辈，深得唐德华老师、江伟老师、常怡老师、刘家兴老师的喜欢。在2005年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分家之后，陈老师就是在大家包括上述前辈的支持下，年仅44岁就担任了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不仅在中国法学会当时所有的研究会中年龄最轻，而且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内部与副会长相比也是最年轻的。在陈老师生病住院后，中国法学会领导想去看他，他说让领导来看下属，而且是到住院条件不怎么好的病房里看那怎么行呢？更何况会影响病友休息。因此，他执意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领导的办公室汇报治疗情况。杨荣馨老师得知自己的弟子身患绝症后心如刀割。当时陈老师还处于化疗阶段，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家休息几天。于是，杨老师提出要到家里看他。陈老师说，哪能让自己快到80岁的老师到家里来看呢？后来执意安排到外面一个地方聚了聚聊了聊。我的陈老师就是这样在维护自己尊严的同时，也十分尊重自己的领导和老师！

陈老师似乎给人一种威严之感，学生见了他往往有点怕怕的。我想，这除了师道尊严的原因，很可能与陈老师年纪很轻就成为导师有关，一位95级硕士生就跟他一般大。也可能受此影响，陈老师确实不会跟自己的学生深夜还出去K哥、酩酊大醉、勾肩搭背、没大没小地开玩笑。但是，这一点不妨碍他对自己的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否则，他也就不会提携了我整整15年！这15年，我除了第一年因为不了解陈老师而有点惧怕他之外，之后都是非常轻松，如沐春风。因为我知道，其实陈老师不喜欢在他前面战战兢兢的人。他不会这样去对他的领导和老师，同样也不喜欢他的下属和学生这样对他。你只要轻轻松松地表达你的想法和感情即可，只要努力学习或工作即可，只要有才华即可，只要在内心充满尊敬即可。一旦学生毕业走上社会，陈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则会大相径庭。我记得在1999年硕士毕业前夕，陈老师跟我长谈了1个半小时。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问陈老师为什么差异这么大？他说，你走上社会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了，我也不应该再把你看成是单纯的学生了。陈老师尽管对每一个学生的文字表达很重视，要求也很高，但他非常尊重学生自己的学术兴趣、选题和具体的观点。他认为只要选题有价值、学术观点能够自圆其说即可。因此，他几乎不会布置命题作文。正由于他对学生的尊重，使得我们学习的空间和自由度非常大。在这一年里，他近乎喋喋不休地要我控制体重，整天关心着个别弟子的婚姻大事。

（二）学者的尊严

陈老师拥有学者和局级干部的双重身份，但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学者，因此一直把教书育人视为人生的第一追求。1987年，陈老师硕士毕业。在那个年代，到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但陈老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执教。1995年博士毕业，他的博士论文受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唐德华教授的高度评价。唐院长希望陈老师到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工作。但陈老师仍然选择了执教。其实，陈老师后来仍然有到其他中央部门任职的机会，但基于对学术的追求和对教书育人的执著，无怨无悔地坚守教师的岗位。2004年下半年，中国法学会党组向陈老师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调到中国法学会担任《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陈老师考虑再三后接受了邀请，其原因是《中国法学》是中国最高的法学学术刊物之一，总编辑一职尽管在行政级别上享受正局级待遇，但对外真正体现的仍然是学术职务。但他在答应调动的同时，还是向法学会党组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把人事档案继续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仍然保留教授的身份，可以在法大继续名副其实地带学生。学会党组求贤若渴，最终答应了似乎有些不符合干部管理规定的条件。结果，陈老师在作为中国法学会正式干部的情况下，不拿中国法学会一分工资，为《中国法学》打了6年的“义工”。在中国法学会工作期间，陈老师因其出众的才华和能力，成绩突出，得到了韩杼滨会长和学会党组的高度评价。曾经有学会领导跟他谈及过要将陈老师调到法学会机关某一更为重要的岗位工作（法学会机关内设机构属于行政编制，而《中国法学》则属于事业单位），陈老师都因为出于对学者身份的热爱，而婉言谢绝。

陈老师不仅自己热爱学术，而且对自己的弟子也是这样要求的。他总是鼓励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时间多看书多练笔；在学生征求他如何在毕业工作与攻读博士研究生之间做出选择的建议时，他总是倾向于继续念书；在学生徘徊在是到社会上吃香的单位工作还是到大学教书时，他往往会建议首先考虑当老师。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许多硕士生都念了博士，他的博士往往选择了高校。他不仅对学生这样谆谆教诲，而且对自己的下属也是这样要求的。他在《中国法学》杂志社这几年，非常强调学习。他认为，编辑不仅是杂家，只能做一些编务和简单的文字工作，更应该是业务专家，能跟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能跟对稿件独立做出相对准确的学术判断。因此，他要求编辑多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多参加研究生课程班继续加强业务学习。与此同时，这几年他陆续引进了3位法学博士、1位在读博士生。

既然作为学者，就得有学者的人格和尊严。陈老师始终提倡鲜明的学术主张，固守自己的学术立场，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捍卫学者的尊严。陈老师既高瞻远足、高屋建瓴，又极为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颇强的鲜明的学术主张，如通过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维护既判力、建立有限三审制、实现民事诉讼契约化改造、控制诉讼欺诈，尤其是适度加强检察监督包括执行监督；陈老师作为我国首位民事诉讼法学博士、长期在诉讼法学研究会中担任重要职务、2005年之后担任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的掌门人，尽管与有关中央部门的高级领导往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他固守自己的学术立场，丝毫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重要观点。这在现在充满功利的社会，确实难能可贵。他的观点总是一而贯之，不论是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集体学习的专家，还是在各所法学院校的学术讲台上。他非常注意学者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因此，他赢得了很多领导同志的认可、尊重和友谊，也赢得了广大民事诉讼法学工作者的爱戴和拥护。

他非常强调自己的教授身份。他不会说有违教授身份的话，不做有违教授身份的事，一身铮铮铁骨。他曾经有一段短暂的兼职律师的历史，但几乎没有真正开展过诉讼业务，后来干脆放弃了兼职律师执照。众所周知，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担任诉讼律师，无论是面对当事人，还是面对法官和检察官，有时候难免会有为难自己的时候。而这在陈老师看来，显然与非常神圣的教授身份会有所冲突。教授不是圣人，但要与权力和金钱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这在陈老师担任《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之后的工作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陈老师始终把《中国法学》视为学术刊物，坚持政治问题学术化、实践问题理论化，反对学术问题政治化。他竭力建立并严格实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这就使他可能要面对着得罪高级领导和多年好友的情形。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是学者、《中国法学》是学术刊物的基本定位；极力反对“人情稿”、“金钱稿”，往往为了坚持原则而不留情面。有一次，在一位作者为了能在《中国法学》发表而塞给他一叠钱后转身就跑，陈老师在劝阻无效之后，当街将一大叠钱使劲地掷向那个人，然后转身就走了。陈老师事后跟我说，这位作者这种做法对他而言简直是一种侮辱，对作者本人更是一种侮辱，同时也是对学术的侮辱。也就是因为陈老师对学术的敬畏和对学者身份的坚守，2010年，《中国法学》的影响因子分别在国内两家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机构——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所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名列全国2000多种社会科学期刊中名列第三和第六，均居法学类第一名。

（三）生命的尊严

陈老师在生病之后，又给我展现了他对生命尊严的追求。

陈老师住院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告诉给过多的朋友、学生和同事，更没有接受很多人去探望。我知道陈老师之所以把所有困难都自己扛，一是为了能全身心地与极为凶恶的病魔进行搏斗，二是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同情甚至可怜的对象，三是不愿意让大家看到日渐憔悴、消瘦的病容，因为这对陈老师这样追求完美的人来讲是非常残酷的事情。他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坚守和捍卫着生命的尊严，把自己高大、美好的形象定格在那么多爱他的人们心中！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原因：陈老师在家乡和在单位是出了名的孝子，每年总要回江苏南通老家看看年近90的老母亲。陈老师在确诊之后，特别担心让老母亲和体弱多病的岳父岳母知道后难以承受打击。因此，他的老母亲和小妹至今还在盼着他回家看看！他的大哥也是在9月份知道一点。可想而知的是，陈老师患病之后的这一年里在他内心深处，是多么的惨烈啊！

今年9月份的某一天，我去看陈老师，事先没有跟他打过招呼。我进病房时，当时陈老师正坐在椅子上输液，上身穿着白背心，披着衬衫，胳膊露在外面。那时候，陈老师已经比较消瘦了。他一看我进来，就说“你怎么来了啊？”似乎对我这个跟了他15年、生病之后经常来看他的弟子这次冒昧之举有点不高兴。不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穿着背心接待朋友或学生的先例，还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我看到他那瘦得让人心疼的胳膊，他赶紧把胳膊放在袖子里去，还扣上纽扣。

11月4日，有两位陈老师非常敬重的领导执意要去看他，他答应了。在这之前，他一直以最近精神状态不好为由而拒绝。他私下跟我说，我要等我胳膊上的肉恢复一些才让他们来看。领导来看他的那一天，其实他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很不好。但就在领导上楼到病房的十来分钟里，他穿上了整洁的外套，把床上的被子折叠得非常整齐，把椅子也摆放在合适的位置。等领导过来之后，他端端正正地坐着，像个小学生，毕恭毕敬地听着、笑着，面对阳光，精神抖擞！结果，领导出来后放心地跟我们说，状态不错！

11月12日早上，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去看他。我到病房的时候才刚到8点。当时他还在睡觉。他侧卧在床上，我终于看到平日非常坚强的陈老师比较瘦弱的一面。看了之后，我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泪水在眼里打转。一直守护在他身旁的二哥告诉我，陈老师前一个晚上没有休息好，今天难得到现在还在睡觉，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于是我就一直坐在椅子上跟二哥边聊边等。到了8：30，陈老师醒了，因为疼痛而发出了很大的呻吟声，那声音以前从来没有从我敬爱的陈老师嘴里发出过！二哥赶紧过去慢慢地扶他起来。那一霎那，我看到了陈老师已经在病魔的折磨下疲惫不堪！当他突然发现我在时，就马上镇静下来，又问我“为什么这么早过来？”同时他换了一个人似的，站了起来，在病房里走来走去，跟我边说边笑，那种疲惫不见了，那痛苦的呻吟消失了。漱完口过后，他坐下来与我面对面坐着，听我聊聊单位的事情和法学江湖上的各种传闻。他时不时进行鞭辟入里的评论，那微笑那神情显得非常的亲切，跟往常一模一样！我很难想象这就是已经病入膏肓的陈老师，我更想不到陈老师就要在半个月之后终于离开了我们！陈老师还特别细心地给我解释挂在他床头的“一级护理”的牌子，说那是假的，是医院为了更好地照顾他而设的。我们的谈话一直到9：40分等到孙老师从家里送来做好的饭菜才结束。离开的时候，我随意地跟陈老师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因为我特别担心过于郑重其事的告别真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一次诀别！11月22日后我提出去看他，孙老师说这几天休息不好就等我从上海开完法学期刊研究会年会之后再来看他。24日，孙老师让我到家里去。坚强的孙老师边哭边说陈老师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很可能过不了春节。我含着泪提出能否让他那么多爱他的弟子看陈老师一眼的请求，孙老师答应我等陈老师昏迷不醒时会让我通知学生的。可是，这么重视生命尊严的陈老师最终没有满足他的弟子们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27日中午，我就接到了孙老师发给我的噩耗短信。陈老师给这个世界留下了高贵华丽的背影，给太多的人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和惋惜！

其实，尤其是在国庆节过后，随着病情的逐步恶化，陈老师也似乎慢慢接受了无比残酷的现实。但是他不愿意毫无质量地活着，不愿意到最后时刻为了苟延残喘而实施各种有损生命尊严的抢救手术。因此，陈老师跟孙老师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懂得放弃！11月26日上午，陈老师的胃里发生出血，病情急转直下。27日上午，陈老师在听完孙老师、儿子等亲属一个多小时的呼唤、承诺和嘱咐后，静静地、安详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陈老师在离开前起居正常、饮食正常、神志清醒、身体完好，他最后就这样非常有尊严地告别了其实他再留恋不过的世界！可以说，上天极不公平地带走了陈老师，但也不得不满足他对生命最后的渴望，让陈老师走得如其所愿——很有尊严。这对我们生者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陈老师就是这样坚守和捍卫着做人的尊严、学者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为我们书写了端正、尊严、大写的人字，为我们立起了又一座伟岸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