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王泽鉴教授大概还不算是家喻户晓；不过，在法学界，他却是如雷贯耳、一言九鼎、教主宗师级的人物。他在台大法学院任教数十载，学生无数，也曾经担任过大法官；以“民法权威”来形容，不足以反映他所受到的尊重和礼遇。
而且，不只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法学界，更是如此。他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丛书，几乎像是民法的圣经一般，人手许多册。当然，和诺贝尔奖得主史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一样，他有许许多多的仰慕者，每次到大陆演讲，很多人拿着他的书请他签名；和史氏一样，看到这许多的盗印本，他面露微笑，心里却是一阵阵的绞痛！
我认识王老师，纯粹是偶然。20余年前完成学位，回母系任教；暂时借住舟山路的宿舍，刚好住在他隔壁的隔壁。当时习惯早起，有时不到7点钟就离家出门；王老师在门前小花园里弄花弄草，总会点头打招呼。
一两年后，因缘际会，我完成一篇论文；主要是处理法律问题，就送请王老师指正。论文的主旨，是探讨“三七五租约”衍生的诸多纠纷：根据《三七五租约条例》，佃农所付的地租，是年产量的37.5%。为了保障佃农，佃农的耕作权可以传给子孙；地主收回或出售土地时，必须得到佃农的同意。因此，日积月累之后，演变成很奇怪的状态：佃农借着受保障的永佃权，实现所有权─地主出售土地时，为取得佃农的同意，往往同意把1/3左右的价款分给佃农。当地价持续上涨，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
王老师看完文章之后的话，我现在还记得。过去，凡是有租佃纠纷，他直觉上认定，地主是居于强势，而佃农是居于弱势。看了我的分析才知道，其实佃农是强势，地主才是弱势；他表示，希望所有处理租佃纠纷的法官，都能看到这篇文章。
还有，他仔细告诉我，怎么写好一篇论文。写论文像绣花一样，对于整篇论文的核心思想，必须先琢磨得一清二楚。然后根据这个核心思想，安排几个段落；每个段落，有各自的功能，也有各自的主旨。在段落之下，再分成小节；每个小节，也有各自的作用和内涵。因此，动笔之前，最好先作摘记，像树枝状的结构一般；枝干的性质和内容，都条列分明。一旦动笔，就像绣花，把整个花样一针一线的绣成。

不吝提携优秀后进

王老师的这番提醒，我一直记着。后来我搬离学人宿舍，偶尔在法学院碰面，王老师总是笑着提醒：不要太用功了！
1999年，国民大会代表酝酿要修宪，延长自己的任期。我在报纸发表评论，建议声请释宪以制伏宪政怪兽。没想到，国民大会竟然真的通过修宪案，延任自肥。王老师这时已借调为大法官，我在校园里碰上他，问他释宪是否可行。他回道：大法官早已经准备接球了！释宪结果，认定延任条款违宪，守住宪法防线；为宪政史上丑陋的一页，划下一个光明的句点。
2003年我撰成《熊秉元漫步法律》一书，请王老师作序。他慷慨应允，而且对于一个「经济帝国主义」的入侵者，毫不吝惜地赞美：“充满智慧结晶……，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21世纪的法律人…他必须是一个法律经济人。”后来这本书被选为社会科学类最佳著作，得到当年的“金鼎奖”；经济学者关于法学的论述，能得到青睐，王老师和林辉煌博士（司法训练所所长）的序，当然是重要的原因。
王老师为人谦和，有长者风范，但是对于后进非常客气。虽然我们相差近20岁，他一直称呼我为兄。而且，不只对我如此，对于更年轻的学子们，他没有师长的架式，而一直是以朋友视之处之。他自然展现的风范，我自知年龄再大，也不能庶几近之。
王泽鉴教授，法学重镇，长者，君子！

作者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科技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