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65号是一所朴实无华的平房，一条窄窄的甬道在芳草绿树中蜿蜒通向不大的宅门，墙上黑底白字的门牌显得十分醒目，那就是著名法学家芮沐先生的住宅。

　　在燕南园如今的居住者中，最年长的自然非芮沐莫属了。

　　芮沐祖籍浙江吴兴，父辈是经营纸品的商人，常在上海做生意，1908年芮沐就出生在上海南翔。他5岁时便被送到上海的浦东小学上学，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他之所以由此走上以法律为生的道路，说来也是有些特殊缘故的。

　上海应属开放最早的殖民化城市之一，租界林立，洋人横行，中国人处处受气，芮沐的二哥就出了很大祸事。据芮沐说，二哥本是一个很斯文的人，就是有些爱管闲事，有一次在街头看见一些人打群架，他好心上去劝架，却被打伤致死。最可气的是，凶手居然无法查寻，二哥白白送了性命。当时租界并非没有“法庭”，但由外国势力控制，绝不是中国人说理的地方。二哥的事深深刺激了芮沐，他期望学好法律，将来为受欺负的中国人打官司。

　　1930年，芮沐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后，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继续深造。当芮沐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正在战火的熬煎中挣扎。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芮沐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与同胞们共赴国难。

　　1938年，芮沐先生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在那里，一个年轻女孩子闯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芮沐先生的夫人周佩仪。1940年，22岁的周佩仪嫁给了比她年长10岁的芮沐，从此相伴终生。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政治空气极为浑浊，对于性格耿直的芮沐来说，实在难以适应，有朋友动员他去西南联大工作，说那里的环境要比重庆清洁宽松许多。于是，芮沐便去了昆明。

　　西南联大共设有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芮沐去的是法商学院。当时，昆明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不要说学生，甚至教授们也经常饿肚子，需要想方设法地找些兼职以增加收入贴补家用。曾有人半带调侃地说：“最令人羡慕的是芮沐教授，他因为兼任律师，收入颇丰。”其实说“丰”也“丰”不到哪儿去。周佩仪为维持生活和一些教授夫人手绣方巾、手帕之类织品，多少可以卖些钱。

　　就性格而言，芮沐先生也许并不适合当律师。周佩仪说，他是个闷脾气，有什么事总是憋在肚子里，从不向别人发火；但是性格又太耿直，为主持公道不怕得罪权贵。有一次竟因替人打官司的事儿一夜间气红了双眼，愤怒得大拍桌子，一心要求个公道！结果得罪了当地的恶势力，情境很是凶险。恰在这时，他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是便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了。

　　芮沐先生在美国的境况显然要好得多，但他在那里只待了两年就执意回国。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极为复杂，国共两党的和谈已经破裂，内战全面爆发。许多朋友劝芮沐不要贸然从事，但他归意已决。用周佩仪的话说：“他一定要回北平迎接解放！”

　　1947年，芮沐先生回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授，重新开始了教学生涯。三年后，他终于与全城人们一起欢欣若狂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芮沐随原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转到北京政法学院，不久北大又恢复了法律学系，芮沐重新回归北大。那时北大已经由沙滩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燕园”内了。

　　初进北大新校时，芮沐先在镜春园住了一段时间，1954年搬到燕南园61号，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成了同住一栋小楼的邻居。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芮沐在从事教学的同时还深入进行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民法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法律学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芮沐难逃一劫。1969年，61岁的芮沐被发配到北大在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1年9月，北大干校撤销，芮沐才回到北京。1976年，芮沐一家搬到北大西校门外的蔚秀园17号。

　　历经十年动乱，中国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重建一个合理的法制社会也属当务之急。那些年，芮沐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经济法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其实早在1960年，他便开设了“西方国家民商法”课程，为全国各高校之先；20世纪80年代初，芮沐又率先在北大开设了经济法专业和海商法等课程。他的教学生涯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芮沐一家也于1987年重返燕南园，住进65号这所平房。

　　到2007年7月14日，芮沐先生99周岁。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计岁方法，则应是“百岁大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