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教授，男，1964年生，1980.9—1984.7就读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经由李政道教授组织的CUSPEA项目赴美攻读物理博士研究生，1989年在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获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后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95年于University of Maryland 学习法律；1995-99年，于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攻读政府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回到南京大学，现任法学院教授。

Index

1由物理到法律的转型—人生转折的透视，奋斗的原动力

2关于留学的感受—海外的撷思

3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完善的人性，完美的生活

4杂谈—关于……

由物理到法律的转型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由物理转向法律、政府学方向？

张 ：首先，应该说，我从中学开始的理科历程还是相当“一帆风顺”的，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国外以后，课程与科研工作也都受到导师们的高度评价。从大学到博士毕业，我从事自然科学近十年，从原来的固体物理进入到后来的生物物理，我深切感受到自然科学的“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虽然未必能直接转化为有形的社会效益，对我来说真是一种美的享受。记得在美国完成了硕士课程以后遇到选择博士研究方向的问题，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我们学校有人从事视杆细胞的非线形光谱研究，从中进一步读到视觉的生物物理学机制，体验到光和生物世界相互作用的奥秘，竟激动得一夜不能入眠。就个人爱好来说，我至今对它都很感兴趣。

但我毕业于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国内的政治风波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并使我陷入了深切的忧虑。今天看来，这种儒家式的忧患意识也许是“杞人忧天”，但它毕竟改变了我的人生旅途。在做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我突然对我以前工作的价值从根本上改变了看法。记得我在和儿时的朋友闲谈时，我曾和很多人一样盲目地认为科学——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可以造福于人类；现在，这种希望竟突然变得很渺茫了。我发现以前的工作与成功只是一种自我陶醉，它和中国的现实离得太远了。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或许不是这些传统的科学知识（尽管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它们的重要性），而是一种新思想、新知识，至少对于像我这样身在国外的留学生是如此。因为中国从来鼓励自然科学研究，中国人也很聪明，不会缺乏这类人才；社会科学却很不一样，国内当时对某些领域的限制还相当严格。我认识到法律与政府学对中国社会很重要，很想在这方面做点事情，但由于自己从前的愚昧和偏见，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空有一腔热情，而没有一点“底蕴”。我迫切感到，要使国家富强，自己首先要经历一次“自强运动”。我是在这个背景下毅然决定转向的。

我得说明，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并没有像释迦牟尼那样坐在菩提树下一夜“顿悟”，我是一个觉悟很慢的人，是一个只有在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归属的人。其实早在大学阶段，我对人文科学就很感兴趣，但由于我把时间几乎全部扑在功课上，一直没有空去关注自己的这一块兴趣。到了大学四年级，才旁听了一些哲学课，但还是没有能建立自己感到迫切需要的“世界观”。在美国的研究生阶段也是如此。其实现在看来，有些自己花了很多时间、觉得非做不可的事情，却不是很重要的。结果，在决定转向的时候，我的社会科学知识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只是在做博士后的两年多时间中，我才抽出时间有系统地听了西方政治思想的课程。当时也曾经想过是否就做一名“业余爱好者”，在从事自然科学的同时关注一点社会科学，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美国大学对论文发表的压力很大，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要求全力投入，因此“脚踏两只船”是不现实的。除了彻底“改行”之外，别无选择。

这个选择无疑是艰难的，因为它表示我将和自己喜爱的专业告别，并且以后也确实遇到了困难。原来“顺”得令人羡慕，现在一下子几乎变成了一个“落魄文人”，似乎难以令人理解。然而，我内心一直很坚决，虽然偶尔感到有点“不平衡”，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怀疑或动摇。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一项值得自己付出的事业。虽然别人不一定马上知道这项工作的价值，但我相信它最终会得到中国人的承认。做一点对中国社会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我在以前一直没有找到的感觉，而现在却找到了。“求仁而得仁”，我还能再奢望什么呢？我一直想报答养育过自己的“黄土地”，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报答。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现在应该以一种新的文明的姿态骄傲地站在世界的面前。但只有当中国人成为伟大的人，中国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不是反过来）；要完成中国的转变，只有靠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我真的希望能通过我个人的转变，来促成中国的转变。

记者：那您转型期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张 ：首先当然是学习上的压力。万事开头难。我当时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完全重新开始，因此要吸收的知识量很大。同时，文科对于阅读与写作的要求比理科高得多。这也是一个很不适应的地方。记得在写一篇政治经济学期末论文的时候，我坐在电脑前，尽管知道要写什么，但却一个词也打不出来。自己对写作也不够自信，好象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把自己罩住了。后来这篇论文居然还相当成功，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评价，并构成了我第一本书的思路。在此之后，我专门在英语写作上下了工夫，到法学院以后，就慢慢习惯了，再经过在德克萨斯大学的练习，可以说已经得心应手。世上凡是困难的事情，一开始总是令人望而却步，但只要坚持下去，总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做得越来越好。

其次是经济上的压力。在转向之前，理科有有奖学金的资助，后来做博士后又有一定的工资，因此少有一点积蓄。但来到Maryland大学的法学院，就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且法学院的学费很昂贵。整个第一学年，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银行储蓄迅速地接近零点。这是我一辈子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心里产生了恐慌。我在马里兰没有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我没有马上放弃。第二年和第三年，我仍然在那里旁听，但是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注册，因而也就没有学分。我是一个不愿意依赖别人的人，不愿借钱，也不愿像别人那样出去“打工”挣钱，因为那将浪费很多时间。幸运的是，我在大学计算机中心找了一个低薪但还算清闲的咨询工作，勉强“糊口”，同时利用空余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继续写作。第三年结束，我的同学们终于一个个熬出了头，兴高采烈地参加毕业典礼。我则默默地带上书的草稿，开始了新的起点。

马里兰的这三年大概是我人生中的低潮吧，总有一种危机感。第一年在学业上面临很大压力，以后又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甚至还面临过死亡的恐惧。但这也是非常充实、相当多产的三年。我目前已经发表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来到德克萨斯的时候，危机算是过去了，因为经济问题获得了解决（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没有，但我的要求从来不高），而我的思想也获得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在此后相对宁静的三年，我能坐下来对困惑自己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世界观”，一种自己感到能够“安生立命”的东西。

从我的经历，我想奉劝大家不要害怕逆境。人生都有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千万不要知难而退。只要你所追求的事业是正当的，那就用你的努力、勇气和智慧去实现它。孟子曾经说过，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不是没有道理的。“顺境”可能反而会耽误你，逆境却可能会逼迫你思考，发现真实的自我。

记者：您在对未来的选择一定有独到的看法。目前，很多同学选择专业着眼于就业情况，出现了重工轻理的情况。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 ：对未来的选择要看自己的能力与兴趣所在。同是学物理，对理论感兴趣的，适合做理论工作；对实验感兴趣的，适合做实验工作；对两者的兴趣相差不大的，出于就业考虑进行选择也无可非议。对于基础研究，也只需要少数人奉献其中。但如果只是一味随大流，违背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个大众认为的“热门专业”，那样是很难快乐的。我很高兴没有放弃自己的兴趣，我从事的始终是我的兴趣所在。尽管中间困难重重，但我一直很快乐、很充实。

关于留学的感受

记者：文化背景的冲突是人们经常提及的问题，您在这方面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张 ：这也许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我去美国时20岁，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我的同龄同学们也都这么认为，和美国同学、朋友之间能愉快相处。年龄越大，感受到的“文明冲突”可能就越强烈，也就越不容易适应新环境。

记者：您对国内涌起的出国热，尤其是低龄出国热有何看法？

张 ：我认为国内的基础教育还是很不错的，没有必要过早出国。我们CUSPEA同学在美国学习都比较轻松，也都很优秀。每年升博士的资格考试，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同学被淘汰的。在进入研究阶段后，中国同学往往需要一个适应时期，美国同学则显得更有经验。这和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是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就我在出去之前的经验而言，国内大学——尤其是南大——的本科教育和国外差距不大。所以我建议到国外去读研究生。这样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博士研究生一般都可以获得资助，而本科甚至更低年级的就要依靠家长，而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我赞成在经济上尽早自立。而且稍晚一些出去，学生在个性与道德上都会更为成熟，也比较有利于自立和自律。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国内目前的中小学教育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几乎达到了极端的地步。这样必然会阻碍人格的健康与全面的发展，甚至扼杀人性。我们一直提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一个很好的口号。你们在大学期间要注意，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单面人”。国外的教育对人性和创造力投入了比较多的关注，国内的教育也需要在这个方向上有一个根本的改革。

记者：当前留学生归国率很低。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国呢？

张 ：我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学成回来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就我所知，许多人毕业以后留在国外，也不纯粹是因为那里物质条件优越。这里有很多原因。我有很多朋友都劝我留下，我想要在那里“混碗饭”大概还是可以的；一幢洋房，两部汽车，在国内普通阶层听上去可能有点可望不可及，其实在那里是平常人都可以达到的水平。但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十多年以前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了，也就没有必要走那么长的一段“弯路”。还有同学劝我在国外从事政治学与法律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对的。国外有一些在这方面相当杰出的中国学者，他们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但我相信，自然科学是真正不分国界的，一项物理定律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同样适用；社会科学——虽然也是“科学”——毕竟有所不同，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环境。更何况由于社会科学（包括法律）和人直接相关，因而研究的动机总更具有某种“实用性”。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纯粹的和现实没有关系的“学术”，尽管我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独特贡献就是独立与自由的学术。对我来说，社会科学是社会改革的知识性工具；没有后者做目标，前者就失去了其实用价值，而没有社会价值，我也不会下决心做这么大的转变。在中国，社会改革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努力。我希望能在这项工程中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但如果留在国外，影响只能是很间接的。

记者：在国外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张 ：国外给你该很多自由选择的空间。没有人干涉你的选择，当然也意味着没有人关心你。你有很多独处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你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人，你真正想做什么。当然，自由也意味着孤独，而孤独可能是痛苦的。在国内，亲戚、朋友、同事都可能会对你的选择有很大影响。你成天被他们包围着，当然很轻松愉快，但不太容易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好象随时都被海德格所说的“他们”淹没着。这是我回国的感受。我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认为两种生活都要有：既要有合群与和谐的生活，也要有独立思考的机会，尽管独立经常是痛苦的。苏格拉底曾经说过：”An unreflect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所以，不要养成老是和同学或朋友在一道起哄、吃喝的坏习惯；经常静下心来想想你今后要做什么，现在如何把它做好。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记者：您的大学生活，特别是开始的一年是怎么度过的？

张 ：作为你们的学长，我觉得这一点我要谈谈自己的体会。当时我还不能很好的掌握时间，每天很早起床，晨练，早读。各门功课都借了大量的参考书来读，各种知识都很想涉猎，所以就弄的自己很疲惫。睡眠不足加上营养没有跟上，一年下来瘦了近20斤，有点发展“不平衡”。我想忠告各位，大学生活是迈向独立生活的第一步，应该懂得珍惜自己、爱护自己，首先从适当的饮食、休息、锻炼开始。大家中学时期都住在家里，有家长监督，现在一下子独立了，要善于调整自己的生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大学只是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但第一步走不好，以后的路就很难走下去。

另外，大学时期当然要把功课学好，但不要做“井底之蛙”，目光宜放得远一些、兴趣广一点。节假日可以读一些自己有兴趣的其它方面的东西。在这方面，我在大学阶段做得也很不够。这种倾向在中学时就形成了。我在中学曾跳过一级，把自己当时不感兴趣（高考也不考）的生物学给“跳”掉了，当时觉得很幸运，但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对生物物理发生了兴趣，因此只好到国外重头补课。有机化学也是这样（当然这和国内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有关）。其实，我的“转向”和补课一到国外就开始了，后来就没有停止过，原因就是在国内把自己的领域限制得太死。生物与化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后者是我原来非常瞧不起的（这也和国内当时的状况多少有点关系），这种东西会有什么用！结果还是为自己的傲慢与无知付出了代价，现在想想真是有点戏剧性的讽刺。

记者：您对大学时设定人生目标有什么看法？

张 ：对我来说，有目标的生活很重要，否则我心里就会觉得不塌实。我想我通过不懈的努力，基本上把自己变成了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我不能理解没有人生目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这可能和人的天性有关。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愿意浑浑噩噩地过着（并不是说这一定有什么错），可能强迫他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目标是不可行的。但我要强调的是，有目标的生存一定是快乐的。并且我建议把目标定得高一点，不要光想着自己，多想想你能为别人做什么，你自己反而更快乐。人就是这样一种有点矛盾的动物，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似是而非。老想着自己，你的生活其实很可怜；适当地想想别人、社会甚至宇宙——学物理的应该更超越一些，你反而过得更充实、潇洒。

记者：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

张：不要放弃自己的兴趣，不要欺骗别人和自己，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培养成熟、健全的人格。建议抽空读一读《论语》、《大学》等古代经典。

我想对目标问题再补充几句，因为在你们这个年龄就放任自由大概不太合适。用中国一句古话，“夫志当存高远。”你们每个人都有灵巧的双手、聪慧的大脑、健全的体魄，应该想着做一些大事。造物主创造一个人相当不容易，不要辜负了。其实“造物主”除了你的父母之外，就是这个社会。社会造就了你，你应当对它有相应的贡献。这是基本的情理。当然，现在能这么想的人已经很少了，有几个人不想从社会上捞取点好处？但你们还年轻，还没有变得不可救药地老于世故，应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严肃地面对自己的人生。不要管别人怎么做，做你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你自己拥有这辈子生活，只有你自己对它负责任，别人不管怎样不能替你负这个责任。你至少要对得起你自己这块材料。

杂谈

记者：理科学习，尤其是物理学的学习对您产生的影响有多大？

张 ：物理学的学习对人的思想和思维有着质的飞跃，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尤其是深度有着革命性的变化。其对思维的影响之深是任何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将使人终生受益。

记者：您对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有什么感受？

张 ：科学是相通的，现今社会科学领域正在广泛的运用着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建立定量化的数学模型。自然科学也在借鉴着社会科学的思想方法。当然，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根本区别，因为有意识的人在根本上不是无意识的基本粒子。我曾经试图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法去构建一个社会分析体系，但（至少至今）没有成功。总的来说，理科的思维模式对我还是很有用的。数学技能的直接作用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德克萨斯大学四年博士毕业，至少创了那里政府系的记录。其实在那里前三年，我都在关心更重要的问题。最后一年才开始选题做论文，主题是把我导师的“空距理论”（spatial theory）扩展到转型中的民主，并分析了1996年的俄国总统大选的数据。从编写程序到数据分析到论文答辩，只花了一年时间。没有理科的底子，是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

记者：您对国内的腐败现象有看法？

张 ：各国都有腐败，有公共权力就有腐败，这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但目前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它的源头在于政治体制缺少体制上的约束。治疗腐败的良方是宪政与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在源头上进行改革，只是抓几个腐败分子，顶多是治标而不能治本。

记者：您认为在这方面是否要向西方借鉴？

张 ：我写《西方宪政体系》目的就是要介绍一下西方的一些较成熟的宪政制度和政府运行体制。欧美体制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运行，修改，争议之后已经比较成熟。从中借鉴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记者：您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张 ：在中国一向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西化，甚至全盘西化，一种是本土论。我比较“中庸”，没有必要采取任何一种极端。我比较赞同“兼收并蓄”，平等交流。凡是先进的、有用的并能够被接受的“舶来品”，当然要吸收到我们的文化里来。同样，中国文化中也有不少好的东西，可以“出口”到国外去。我希望自己能发挥一点这样的“桥梁”作用。

转自：http://lawlover.fyfz.cn/blog/lawlover/index.aspx?blogid=76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