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著名民法学家佟柔的学生、旅美学者周大伟的随笔《北京往事》一书中读到一篇文章《谁是佟柔》，文中讲述写作该文乃缘于一次在美国的聚会，他偶遇一位大陆来的民法研究生，对他说自己曾是佟柔的学生。不料那位研究生问：谁是佟柔？他万分诧异，于是撰写了这篇纪念佟柔教授的著名文章。

　　我不禁想到，若干年后是否也会出现某位研习刑法者提出类似这样的疑问？虽然马先生是今后每一位研究刑法学的学者所无法绕开的一座仰之弥高的山峰，但时下快餐文化流行，急功近利者甚众，人们行色匆匆的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找寻方向，对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而言研习某种学问很多情况下不再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而只是一种谋生或谋利的手段。但人类社会要发展，还是需要真正的大师与智者，需要真正潜心研究学问的人，只要有这样的人存在，先生就不会也不应该被忘却。为了有更多的人记住马克昌先生的名字，也为了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我不揣浅陋写下了这篇文章。

　　2011年6月22日晚上约7点多，我刚刚吃完晚餐，拿起手机看到有一条未读短信，是我的师姐、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莫洪宪发来的，我顿时紧张起来，慌乱地打开短信：“我们敬爱的马先生仙逝，不胜悲痛”，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顿时泪如泉涌。

　　先生的病，其实我们多少还是有些思想准备的。大约两年前，先生就开始患口腔溃疡，久治不愈。为此先生也不再喝酒了，这是先生除潜心研究学问以外几乎唯一的爱好。口腔溃疡虽不是什么大病，却非常难受，既让先生甚感不适，也少了与弟子友人小酌的乐趣。后来溃疡日渐严重，不得已住进了武汉市协和医院，我还专门去医院陪护照料先生一晚。先生享受的是院士医疗待遇，住的套间，花费自然不菲，而先生一贯生活简朴，不愿学校多花钱。大约一周不到，病情稍有好转，先生就执意要求出院了。

　　后来，大约是2009年夏天，先生又患痔疮需住院手术治疗，我专程从北京赶回来协助莫老师一起联系住进同济医院，我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吴华副院长十分热心，按规定专门安排先生住进了如同协和医院一样的套间。这次先生说什么也不愿入住，坚持要我换成小的单间，只是因为先生失眠，入睡困难，所以不能与别人同住一室，否则他会坚持住普通病房。我给医院反映后医院无奈也只得照办了。

　　住院期间，同济医院为了给先生提供最好的治疗，提出请武汉市第八医院肛肠方面的著名专家俞医生来做手术。手术做的很不错，但术后不久即发高烧，居然烧了三天。我知道后忙打电话给负责照料先生的霄汉大哥（先生的儿子）询问病情，知道先生是术后感染引起的发烧。在霄汉大哥的细心照料下，先生总算是慢慢康复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神情自若，处之泰然，仅仅是淡淡的对我说了一句：“这次还是受了蛮多的罪”。

　　当时我深感惊讶，因为自认识先生以来，先生从未向我叫过苦，即使谈起被划成右派在农村劳动的艰苦岁月，也是心如止水，泰然自若。先生既然这样说，那肯定是极为痛苦的了。我强作镇定的看着先生，先生更加清瘦了，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从不会叫苦的极为坚强的老人，他所承受的痛苦恐怕不是非亲历者所能想象的。

　　我把先生住院的事告诉了选国师兄。在我心里师兄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加之又是先生指导的首届博士，不仅专业精深、业务娴熟，为人也内敛沉稳，宽厚平易，每次见到我总要问起先生的近况。他很快利用假期携妻子专程到武汉大学探望先生。得知先生恢复尚好，大家的心也稍感宽慰。

　　去年7月10日下午6点多，我刚在北京的寓所吃完晚饭，就接到选国师兄的电话，告诉我先生又住进了协和医院，而且得的是不治之症——白血病。难怪先生一直口腔溃疡经年不愈，很可能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我当时似乎不敢相信，心想先生这么大年纪怎么可能得这种病呢？会不会是医院弄错了？我在法院工作时间不短，处理过不少医患纠纷案件，多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急忙致电武大法学院莫洪宪教授，莫老师告诉我，先生确实得的是白血病，好像是血癌的一种，医生说一般情况下也就一年时间。我放下电话不禁失声痛哭。

　　不久从武汉又传来稍好些的消息。听说武大法学院通过在京杰出校友找到北大领导，请来了北大医院陆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我国血液病方面最权威的专家。经过他的会诊，认为协和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他知道先生的情况后，表示愿意免费提供他研制的颇有疗效的新药为先生治疗。我们知道后深感欣慰，觉得先生有救了，一定不会有事的，先生一定会如他自己所说活到九十多岁，至少与韩德培先生相差无几吧，因为先生身体一直都不错，性格也豁达乐观。

　　我很快回到武汉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已经转到武大人民医院继续治疗。第一次去人民医院时被医护人员告知需要带口罩，以免把病菌带进去传给先生。我轻轻走进病房，先生很快认出了我，用慈祥的目光久久看着我。我见护士正在给先生打点滴，扎了几次都没成功，就帮忙叫来护士长才打进去。那位护士十分内疚地对先生说：马老，让您受苦了！先生毫无责怪之意，还若无其事的安慰那位护士。当然后来住院日久，打针也越来越困难，因为先生年事已高，血管也细，打针又太多，手臂上满是针眼，看了让人揪心。

　　这次我没和先生多说话。后来经常利用出差回武汉的机会去探望先生。先生每次都和住院前一样谈笑风生，只是精神似不如从前，毕竟已是85岁的人了，又在病中。先生的病情似乎稳定下来了，我们也渐渐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甚至相信先生会在医院过九十大寿的。

　　每次在医院先生谈得最多的是他正在组织撰写作为《犯罪通论》、《刑罚通论》姊妹篇的《百罪通论》。前两本书已成为我国刑法学研究生的首选教材与必读书目。先生的病榻前依旧像在家里一样堆满了各种书籍文稿。住院期间，先生仍然断断续续撰写了约五万余字，并坚持指导博士生，还为刑法修正案（八）征求意见稿提出重要修改意见。

　　大约今年4月份开始，先生每隔两天就要输血，否则就会有危险，大家的心再一次紧张起来。6月12日，我接到莫老师电话，说先生病情恶化，已经进了重症监护室，恐时日不多。我急忙赶去医院探望。我和莫老师、鲜铁可师兄换好无菌服，带好口罩，轻轻走进重症监护室。只见先生躺在病床上，头上放着一块厚厚的毛巾，十分瘦弱、憔悴。护士告诉我们先生一直在发烧，目前大多用物理退热的方法，除非高烧才用药物。先生轻轻的对我说：进重症室一共七天了，除了两天是低烧以外，其余五天都在高烧，浑身没有力气，也不想吃东西，并嘱咐莫老师告诉大家别再来看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我难过得眼泪夺眶而出，怕先生看见，连忙离开病床走到屏风后面。这次我只在病榻前站了几分钟，竟成了与先生的诀别！

　　再见到先生的时候，已经是6月26日，在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先生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八位优秀的师兄伫立两侧，身着白色衬衣，黑色领带，一动不动地为先生守灵长达一个多小时！此时，他们不再是身居要职的官员，也不再是博学鸿儒的教授，他们只是先生曾经而永远的学生。望着先生安详的面容，想到我们已经永失恩师，弟子们不禁抱头痛哭、长跪不起！那一幕已经永远的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任何时候只要想起当时的场景，眼泪就不知不觉的流了下来。

　　先生长眠于石门峰名人文化园，墓地是先生的爱徒、才华横溢的王晨师兄帮助选定的，王晨师兄追随先生研习法律三十多年，与先生感情笃深。墓地四周风景秀丽，背靠青山，绿树成荫，静谧肃穆，是研究思考的好地方。先生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吧。

　　先生去世前后，天降暴雨，数日连绵不绝，或许上天有灵，“泪飞顿作倾盆雨”吧！而先生下葬那天，天公一扫阴霾，突然放晴，圣洁的灵光洒落在肃立墓前的我们身上，一如先生生前对我们的恩泽。

　　先生已经溘然长逝了。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这几天我一直觉得恍若隔世，恍然如梦，似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小师弟陈家林教授和我在宋卿体育馆为先生守灵时，哽咽着对我说觉得灵堂、花圈似乎都是假的，昨晚还想到要给先生打电话。他还拿出先生最后修改的书籍手稿给我看。我翻开手稿，看到先生那熟悉的手迹，不禁悲从中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有时我也会习惯性的拿起手机给先生发短信，蓦然回过神来，先生已经驾鹤西游，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打开手机通讯录，先生的手机号码静静的躺在那里，虽然不会再用了，我却不忍删去。失去恩师的巨大悲痛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化为淡淡的哀思，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将会永远留在我们这些学生和所有热爱他的人们心中，他开创的法学事业也一定会被已经成为我国刑法教育与司法实践中坚力量的刑法学“马家军”继续弘扬光大。有时我想，我宁愿相信有天堂，终有一天，我们会与先生重逢……

　　先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那就让我们一起永远记住他吧——这个时代真正的法学泰斗与学术巨匠：我国著名法学家、杰出教育家、卓越社会活动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