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口述

　　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不久,就离婚了。此后,由于长期劳动和改造,再加上事故中一条腿也废了,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都是一个人过的。

　　“文革”之初组建新家庭

　　1967年,我跟现在的爱人崔琦结婚了。那时候,我的生活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点。我真正受到冲击是在1968年和1969年,如关牛棚、被隔离等。我跟现在的妻子崔琦相识可以说是一种缘份吧。她原来是北京市东城区房管所的干部,也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我们先前不认识,后来是经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的同事姚兆辉介绍认识的。我和她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们认识后不久,相互就慢慢熟悉了。当时我们俩的岁数都已经不小,我已经36岁,而她也32岁,又都是戴着“右派”的帽子整整十年了,长期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就商量,我们两个人组成家庭。我们就是这样走到一起的。回想起来,我们在“文革”之初结婚,多少有些“反潮流”的意味。两个“右派”在那么敏感的历史时刻结婚,也算有些“大无畏”的精神。当时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没怎么请客,两个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就算结婚了。现在来看,当时结婚照上,我是系着领带的,有人说,在那时候真是有和“破四旧”相逆反的勇气。

　　到1969年,已近四十岁的我,初为人父。但是在当时那种背景下,我们自身的命运尚且在时代的长河中颠簸起伏,对于下一代,既想让他健康茁壮成长,但对当时的环境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我儿江波出世时,我写下了一首诗《七律·纪念波儿出世》来纪念:

　　谁遣此儿下尘河,未落人间已巅坷；抱婴床前沉百感,握笔案头发九歌；犀无梳处方知老,欢未成时几经折；江海行舟多险阻,愿汝长能耐风波。

　　我们江家取名的传统是按“永怀伟业”四个字来排辈,我是“伟”字辈,我的子女是“业”字辈。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我们并没有按照祖辈的方式,而只是给儿子取单名“波”,也就像这首诗末句所表达的,作为父亲,期望他能“耐风波”吧。

　　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我前前后后在延庆一共待了六年半。整体的感觉是工作环境很不错,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歧视。毕竟是在基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淳朴、简单,我与同事、学生关系也都不错。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延庆那段时间,生活上可真是十分艰难。我爱人只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来有了孩子,就没有再上班。这样我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只能指望我那69元钱的工资。

　　艰难到什么程度?那时候我从延庆回市里,或者从市里去延庆,每坐一次公交车都要掂量掂量。北京距离延庆160华里,坐一趟车正好是1.6元,而要坐个来回,就得3.2元,如果再加上孩子的车费,可能还要更多。这样一来二去,我那点工资就剩不下多少了。所以那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县城和各公社之间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冒着很大的风险,居然骑车从延庆县城回北京。

　　我记得在我的诗词中,有好几处都记录了我骑着自行车回延庆的经历。比如1973年夏天写的《江城子·自延庆归遇风》:

　　四围青山浴清辉,烟雾垂,孤云随。徐徐微风,轻骑跨乌骓。恰似当年千里路,桃花客,上天闱。

　　军都山前云渐黑,起沉雷,高标危。命运何舛,恰逢此时归。十六年前伤心事,泪和梦,是耶非。

　　在这首词中,表明了当年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前半阙讲当年留学时春风得意的心情,后半阙讲逆境时的伤心往事。

　　1975年初春,我还写过一阙词《水调歌头·骑车自延庆回北京》:

　　天险不足惧,跋涉有何难。任凭风雪欺我,偏要轻车还。横上军都百丈,直下关沟九曲,乐自在其间。低吟还未定,已过居庸关。

　　衣也透,腿也软,腰也酸。老骥伏枥,虽有壮志难似前。不靠天上风助,却要人间牵,令我心悁悁。劝君应服老,莫学莽少年。

　　当时,对于我一个安装了假肢的人,而且年龄也已四十多岁,骑车走160里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喜欢冒险的气息,“劝君应服老,莫学莽少年”是我对自己的劝诫。

　　我在1977年快要离开延庆时,曾有一次大雾中骑车的经历。我为此写了首《蝶恋花·霜雾行车有感》:

　　盖天垂地起银幕,圣诞前夕,星挂玻璃树。虚无缥缈登云雾,应在蓬莱第几处?

　　天公劝我慎择路,仙阙迷宫,得意莫快步。沉舟不在黑水渡,坦途偏有车翻覆。

　　最后两句“沉舟不在黑水渡,坦途偏有车翻覆”是对我人生的告诫。

　　后来,到1975年的时候,儿子已经六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两个孩子完全由妻子带,她也很吃力。我便把儿子带到延庆,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照顾儿子,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身边也因此多了些温暖和安慰。晚上父子同挤在一张小床上,增近了父子间的感情。每月只能回家一次,平时星期天还要给儿子改善一下伙食。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当地老师的关系买一个猪头。收拾猪头很费事儿,但是做出的猪头肉却很香,成本又不高,还能吃好多天,这也是苦中寻乐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