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在深圳，许崇德（左一）与张友渔交谈（图片由许崇德提供）

也许现在他的名字对普通人来说稍显陌生，但20多年前，在中国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工作的人，鲜有不知其名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全国人大工作的同志还记得，有一位面容慈祥，穿着朴素的灰色中山装的老人，每天都准时来到全国人大办公楼上班。他就是中国当代杰出的法学家、新闻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张友渔。

张友渔精通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知识渊博，一生著作等身。他曾参与1982年宪法和许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经常发表论述法制或立法的重要报告、讲话和文章，总结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的经验，阐明他对立法乃至整个法制建设的观点，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许多现在声名赫赫的法学专家和学者看来，张友渔的文章著述很少有惊人之语，但他的许多话语留下了那个需要进步的历史时空所特有印痕。他无疑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主流立法观念乃至整个主流法制观念的代表性人物。

记者了解到，凡是与张友渔有过接触的同志，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和工作热情以及工作态度所折服，更为钦佩他平易近人、低调谦和的学者风度。

为了使读者能走近这位被誉为法学界巨匠的老人，记者走访了与张友渔一同参加立法工作的著名的宪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宋汝棼以及在张友渔身边做过多年秘书工作的徐枫同志。透过他们的回忆和讲述，我们渐渐走近了这位立法实践者的心灵深处。从他生活的点滴细微之处，我们感受到了他博大的胸怀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也依稀感受到当年立法蓬勃发展的历史脉动。

许崇德：他是我的良师与榜样

1954年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时，我对张友渔的印象并不深。直到1980年参加八二年宪法修改时，我与张老接触逐渐多了。

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了秘书处，胡乔木是秘书长，张老是副秘书长，同时担任副秘书长的还有胡绳、吴冷西、王汉斌、邢亦民……

我对张老的印象是他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起初，秘书处大概一个礼拜开两次碰头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小天津厅。后来，胡乔木因身体不好，就委托张老主持秘书处的会议。张老总是非常认真负责。那时我还有一个感觉，张老的心眼儿特别好，对年轻人十分照顾。我当时年纪比较轻，学校条件不是特别好，到大会堂开会都是坐公交车去的。每次在大会堂开完会以后，我总是请求张老的车能顺路带我一段。张老住在木樨地，我搭车到木樨地后再坐公交车回到人民大学。记得有一次，他知道我还要到动物园换车，就叫司机再往前开，把我送到动物园，这样我就不用换车了。他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让我很感动。

1981年，我们在玉泉山集中工作，住在9号楼，这样我和张老的接触就更多了。秘书处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我们第一步是研究框架，大家一起一条一条地凑。那时，张老本人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除了宪法起草这一摊工作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他当时是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法制委员会有好多文件，他要阅读、批示。

张老能够“一心多用”，能一边开会一边批文件，而且不会出什么差错。我们都知道他如果不这么干的话，工作是做不完的。

起草宪法是从1980年9月开始的，一直到1982年12月4日才结束。这一段时间，我跟张老共事，得到他的很多教导。我本身是搞宪法专业的，因为他老人家经历的事情很多，所以我总有很多问题请教他，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他是我的良师。

我们秘书处在一起商量条文的起草，是一项集体的工作。我们都是张老的晚辈，每天吃完午饭后，张老让我们在床上休息一下，可是他从不睡觉。他坐在桌子边上继续批改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我们睡醒。当时张老年事已高，有80多岁了，可他的精力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充沛。张老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该休息休息，我在你们睡觉的时候做些事。

宪法草案公布后有一段宣传讲解的过程，好多报纸请张老写文章，不少单位请张老作报告。张老特别重视宣传宪法草案，一般来说他是不推辞，有求必应的。有一次，他实在忙不过来，有些文章就让我帮他起草。他把思想跟我交代得很清楚，这样我下笔的时候就非常得顺利。老人家特别认真，文章发表以后，还要分给我一部分稿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跟他相处得很愉快。更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导，对我后来从事宪法的教学和研究，帮助非常大。

1985年9月，我又与张老一起参加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记得第一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大会，邓小平、李先念、彭真、胡耀邦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邓小平一到会场就冲着张老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张友渔说：“我今年八十六岁半。”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底气特别足。当时邓小平并没有说什么，我想邓小平当时也许在考虑老同志怎么安排这个问题。其实，从张老的说话和动作上看，他仍显得十分年轻，与他的高龄并不相符。香港基本法我们就起草了5个年头，如此高龄的张老一直精力非常充沛地工作着。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在北京，要去广州、深圳，还得去香港……张老始终与大家一起来回奔波。在那段时间里，张老不光是专职搞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当时还有法学会会长和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工作。据我所知，当时一个人兼两个全国性学会会长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

张老在1992年94岁高龄时离开了我们，至今我经常怀念他。他对党的忠诚、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他的博学，以至他高尚的品格，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宋汝棼：他是没有一点架子的老领导

我与友渔同志在解放初期就认识了，他是我的老领导。我感觉友渔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摆架子。我对他的印象是：没有一点架子的老领导，一位平易近人的法律专家。

解放初期，我是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局长，友渔同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管我们工业局的工作。他非常关心地方工业。当时北京市的主要收入来自地方工业局。那时，北京商业系统赚的钱上交给商业部；首钢、京西煤矿等大型企业都属于中央工业，赚的钱归冶金部、煤炭部；北京市地方工业赚的钱才归北京市。友渔同志一向都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从来都没批评过我。每次我向友渔同志汇报工作以后，到了吃饭的时间他都留我在市政府吃饭……

1981年，我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工作。那时候的法制委员会的主任是习仲勋，副主任有胡乔木、史良、王汉斌、张友渔、刘复之、顾明、周仁山、邹瑜等一些老同志。我也是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但我是副主任里资格最浅的。记得那时习仲勋同志开会研究立法问题，主要是征求友渔同志的意见。

198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取消了，改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委成立之初，王汉斌同志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法工委主任，我担任法工委党组书记。友渔同志是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可是法工委在研究有些法律，尤其是重要的法律时，还有彭真同志听汇报的时候，友渔同志都在场。

友渔同志在后库（全国人大常委会另外一个办公地点）有办公室，法工委有关立法的很多事随时都可以到他办公室找他。友渔同志的年龄比我们大，资格也比我们老，但他从不摆架子。1988年以后，友渔同志已经快90岁了，改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法工委凡是重要的法，我都会征求友渔同志的意见。那个时候，我家住在木樨地24号楼，友渔同志住在木樨地22号楼，很多时候我会直接去他家里找他。每次到他家里，他不是在那儿看书，就是在伏案写东西。见到我来了，他都会放下手中的事，认真地听我询问相关的问题。你问他问题，研究过的，他就发表意见；没有研究过的，他就说这个我没有研究，态度既认真又诚恳，从不敷衍。

1986年4月2日，出席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北京团代表在分组会议上审议民法通则（草案）。图为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右一）正在发言 摄影/李平

徐枫：他像“老妈妈”似得和蔼可亲

我在社科院就是张老的秘书。张老到了全国人大以后，我就跟他到了人大。张老一向待人特别和气。在他身边工作，什么事情都是商量着办，从来就没有命令式的口气让你干什么，待人像亲人似的。我到他们家里，他们也从来不把我当外人，赶上吃饭了就吃饭，赶上了去哪儿就说咱坐车一起去哪儿。他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让秘书特操心的人。他自己能干的事绝不会麻烦别人。跟他一块儿出差，他自己能做的都尽量自己去处理。

张老一生生活简朴，出门一般穿中山装，但一到家，马上换上旧衣服。从我认识他的时候，脚上就蹬着一双老布鞋，身上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几乎老是这么一个装束。老人家生活特别有规律。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时候，他每天上班来就带两个西红柿，他的水果就是西红柿。他家里家具不多，都是一些老式的。这么些年，我没有看到他家里增加什么家具，都是旧沙发、旧柜子。虽然张老生活那么简朴，但他对别人从不吝啬。他出差都会想着给我买礼物。有一次，他们两口子出国，给我带回来一条丝巾，挺漂亮的。他的夫人是中国第一个到日本学法律的女学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和夫人感情很好。他们对家里的阿姨也非常好，就像自家人一样。

张老那种认真工作的精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每一次改稿子都不厌其烦，把稿子搞得尽善尽美。不管是什么工作，不管是在外地，还是在北京，他都是很认真地对待。包括各报社的记者采访他，他都是很认真地对待。无论是在社科院，还是到了人大，出去开会也是一样，老人家非常守时。还有一个就是他从来不说多余的话，在工作上给你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工作尽职尽责，到单位就开始伏案工作，写啊，改啊，特别辛苦。张老在参与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同时，还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会长与名誉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肩负着指导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任。他除了参与上述机构的日常工作外，就连有些国家级法学刊物中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常常要张老亲自审批和把关。张老没有架子，有人请他会议或作演讲，都挤时间去，很少说今天有事拒绝的。张老在繁忙的公务之外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张老家里最多的东西是书，满地堆的都是书。他那么大年纪，记忆力非常好，只要你说过一遍的事情，他都记得；哪些书放在哪里，他也清楚地记得。并且他思路清晰，脑子特别清楚。他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几乎是隔两天去一次。张老逝世前，思维仍旧敏捷，一点没有老态。我看到张老住院期间还坚持工作，坚持看稿子。在他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还一再对立法工作表示关注。

张老在人们的眼里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前辈及学界领袖，但在我心里总觉得他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跟着张老这么多年，我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把张老当成了自己的亲人。1992年2月26日，我又去医院看张老。当得知老人家去世了，我坐在传达室里痛哭起来。后来到八宝山送他的时候，我还是哭得那么伤心……

张友渔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回顾新中国立法进程的今天，虽然只能看到他那渐行渐远的背影，但张友渔作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最初十余年主流立法观念的集中代表，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曾作为大学法律专业教科书的著作，更让我们记住了他谦和勤奋的做人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