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役所以底成功者，实赖浙军誓死血战……诸君为倾覆专制政体而战，为造一般人民之幸福而战，此为二十世纪我中国最可尊可敬之军人。”1911年12月1日，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对以铁血主义攻克南京的浙军如是嘉奖。
汤寿潜其人
汤寿潜（1856—1917），原名汤震，字蜇仙（一作蜇先），浙江山阴县天乐乡（今浙江杭州萧山区进化镇）人。1886年，汤寿潜投奔山东巡抚张曜做幕僚。此种历练使得汤对当时的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于是四年后即1890年汤写成《危言》一书，其近代维新思想家地位由此奠定。1892年汤赴京参加会试中榜，被选入翰林院作庶吉士。1905年7月，“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在上海成立，汤被推举为公司总理。汤寿潜人生由此迈入了“晚以铁路见贤”（张謇语）的实业时期。1911年11月浙江光复，汤应邀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中华民国成立后，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借此任命而辞去浙江都督职位的汤并未到南京赴任，而是为新生的民国劝募公债而远下南洋去了。自南洋返国直至病逝，汤寿潜除专心经营浙江铁路外，极少与闻政事。汤寿潜尽管几度身居要职，官至都督，但他一生淡泊名利、清廉简朴，获“布衣都督”之美誉。
作为清末立宪派重要领袖人物之一的汤寿潜与当年同为东南人望的张謇齐名，时人以“张汤”并称。1901年，汤寿潜著成《宪法古义》，宣扬君主立宪思想。1906年，江浙立宪派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汤当选为副会长。此后，汤寿潜一方面呼吁清政府“以两年为限”速开国会，一方面连续组织三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使“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但在革命战火真正点燃之际，汤顺势而为自觉完成了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成民主共和的华丽转身。
出任浙督
1911年即辛亥武昌首义之年，“立名于当时”的汤寿潜在是年的事迹和风范可圈可点，“可式于后人”之处可歌可泣。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为避免杭州满汉之间血战一场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决然出任光复后的浙江军政府都督。
武昌首义成功一月不到，浙江革命党人就一举光复杭州并开始组织军政府。革命党人准备推举褚辅成出任军政府都督一职，但褚谢绝并建议道：“鉴于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都督，方足以号召。汤寿潜为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任。”于是，一向主张君主立宪、与革命派几无来往的汤寿潜被革命派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
原本避居上海的汤决定顺势而为出任浙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维护乡梓”，避免杭州城内驻防的四千余名旗营官兵与革命党人之间的一场血战。旗营协领贵林与汤交谊颇深，贵林当时就声称“愿受汤先生抚，否则力抗”。11月5日甫到杭州的汤即以都督身份与贵林谈判，双方很快达成和降条件，杭州得以和平光复。
就任都督的汤寿潜随即通告浙江“全省所有历年积欠，及本年应完漕粮，一概豁免；其厘卡自九月十五日（即11月5日）起先行裁撤”。同时，他下令编组“浙军攻宁支队”，任命朱瑞为支队长、吕公望为参谋长。是月12日，3000余人的浙军攻宁支队离杭奔赴镇江，在那里与苏军、沪军会合，组成江浙联军进攻南京。12月2日，江浙联军经过浴血奋战攻克了南京。汤寿潜闻讯后向前线将士发去贺电：“南京光复，赖诸公指挥之劳，将士用命之力，东南大局，从此敉平。谨祝联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为解决军政府经费匮乏问题，汤寿潜曾致信香港林景嵩先生，告之浙江军政府裁撤厘卡，豁免丁粮，财政困难，请林设法筹使二三百万元，以浙江盐课作抵。12月10日浙江省临时议会正式召开。汤寿潜出席开幕式并宣读颂辞，希望临时议会能尽快制定各项法规，表示将“尊重法律”，“敷陈治理，共图至计，将惟代表诸君是赖”。汤信任民众、呼唤法治由此可见一斑，而其致力于议会民主政制建设之心愿亦溢于言表。
在出任都督期间曾发生过一件对汤寿潜伤害甚深的贵林被杀事件。11月13日满族旗营降将贵林等人被军政府中的革命党人擅自处死。汤闻此死讯，大为震惊，驰至泣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汤愤怒之下以违背和约、失信于民为由，力辞军政府都督职位，最终因劝留者众而勉强留任。
抵制袁世凯、保卫新民国
在浙江军政府都督任内，汤寿潜除为浙江的稳定和建设殚精竭虑外，还为南北议和及民国新造尽忠竭力、奔走呼号。在民国缔造方面，汤寿潜胜人一筹之处在于他较早地认识到了袁世凯的勃勃野心，频频用急电等方式为抵制袁世凯、保卫新民国鼓与呼。
在战火尚未熄灭、南北议和已然开张之时，民国如何建立与手握兵权及实权的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关系甚巨。汤寿潜最初对袁寄以厚望，曾致函袁世凯说“东南人士，咸以政体不可分立，外交不可无主，谓宜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并以史为鉴，希望袁“翻然变计，恭行天罚”，表示只要袁“举戈一挥，中国遂定”，袁氏之英名将与“华盛顿争烈”。但不久汤就看出袁对南北议和存有二心、玩边战边和、以战压和的两面手法，汤曾如此流露其对袁不再抱有希望的惋惜之情：“议和恐不可恃，东南仍修战备。项城舍三千载一时之伟人不为（按：意指袁世凯不会倒戈推翻清政府），不学无术，大可惜也”。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汤这种私下的惋惜快步上升为公开的呼吁抵制了。12月11日，他致函黎元洪，认为此次议和，袁世凯“必多要挟，不妨与之决裂，因合词以布其罪于海内外，而遂以联军讨之……一举而振大汉之天声，去中原之民贼”。同日，汤再致函上海的朱复安，揭露袁世凯窃权阴谋。
不久，汤寿潜又急电沪军都督陈其美和苏军都督程德全，指出袁世凯“诱约暗进”，北军已到窑湾。建议请伍廷芳以诱约诘责袁世凯，将其罪状宣告中外，同时，吁请与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急商，如何出奇制胜北伐。与此同时，汤还在复程德全函中，告之华侨赞成其渡海募捐，并再次提醒程都督警惕袁世凯阴谋。
辛亥年的最后一天，面对袁世凯单方面撤回和议代表唐绍仪的复杂局势，汤寿潜还以浙江军政府的名义急电孙中山，主张先发制人，分兵四路北伐，宣称“民国初建，尤宜示威，以表实力，浙人枕戈已久，惟命是听”。
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以主导君主立宪闻名于世的汤寿潜最终转变为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的民国战士了。他的这一转变，为杭州光复和南京攻克带来了最为宝贵的福音。而在革命后的缔造民国非常时期，其智慧和勇气更是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组织和协调角色。
南北议和开始后，汤寿潜一再提醒各地都督和革命党人警惕袁世凯的不轨图谋，更显示了汤在识人上的非凡洞察力，以及对民国共和前途“大劫方始”的不朽判断力。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无论是对袁世凯还是对新民国，汤寿潜都可谓一语成谶。
“不恤一身，为拯民，不取其位。”这是汤寿潜的人生信条。曾数次辞官不就的他，堪称是以布衣身份号召天下的旷代典范。逝者如斯，一百年即将过去，当我们重温汤寿潜在1911年的这段历史时，不能不对这位“新邦既立，洁身去之”的辛亥共和的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无限缅怀、由衷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