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大姐百岁生日前,我到她家去看望,这是我们的合影。”82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桢起身从书房书柜中取下一个木制镜框,递给《法制日报》记者。
镜框里镶有一张七寸彩照,巫昌桢与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会长雷洁琼坐在沙发上,面对镜头微笑着……
蓟门校园二十载光阴
2011年1月9日,雷洁琼在北京安然逝世,享年106岁。
时隔3天,中国政法大学举行追思会,深切缅怀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雷洁琼。
雷洁琼1905年9月12日出生于广东台山,26岁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辗转上海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46年重返北平燕京大学。
1949年6月,雷洁琼在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9月21日,她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于1949年10月1 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大规模调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设置,雷洁琼转年从北京大学来到初创时期的北京政法学院,担任副教务长,在这一职务上,她工作了整整20年。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从那时起,我有幸认识了雷大姐。她是学院的领导之一,我是刚出茅庐的青年教师,虽然交往不多,但却在一起经历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巫昌桢以崇敬的心情称雷洁琼为大姐。
“‘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教员集中住宿在学校三号楼,雷大姐与爱人住在一层,我住在二层,对她的生活习惯有所了解。”巫昌桢说,她记得当年雷洁琼夫妇的生活十分节俭,从不大吃大喝,晚饭常常是煮点面汤或是熬点稀粥……
调离北京政法学院后,雷洁琼先后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虽然巫昌桢一直在北京政法学院以及更名后的中国政法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但她参加婚姻法修改工作与全国妇联联系较多,也就常有机会与雷大姐见面。
“雷大姐当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而我是全国妇联执委,常在一起开会。”据巫昌桢回忆,全国妇联组织法学界、社会学界专家成立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时,“雷大姐担任会长,我是副会长,接触就更多了”。
立法修法不辞劳苦
雷洁琼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参与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后,又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和宣传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播音员们还记得,1982年婚姻法修订后,雷洁琼为宣传新婚姻法在该台举办的婚姻法讲座中播讲了第一课。
据相关统计资料披露,自1983年起,雷洁琼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经15年的立法工作,其间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国家法律的制定。作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参加制定法律63件；作为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参加制定法律205件及宪法修订工作。
有工作人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参加全国人大赴各地检查执法,年事已高的雷洁琼不辞辛苦,坚持实地考察,她去过北京远郊山区,还前往江苏、广东等地,绝不仅凭坐议、坐审、坐听汇报行事。
从1985年到1993年,雷洁琼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81岁那年,她亲赴香港,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身份听取各界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在短短20天里出席了110次各方人士座谈会。
1988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全部48名委员中有内地委员26人,雷洁琼被推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雷洁琼在香港回归前曾多次提到,“香港被英国强占了150年,现在像一个成熟的游子那样回到祖国的怀抱。自从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前的回归倒计时牌竖起来以后,我天天在心里计数,盼望着那天很快到来……”
1997年7月1日,雷洁琼期盼的“那天”终于到来,她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以年近92岁的高龄飞抵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
据雷洁琼秘书高志芬回忆,“那几天,雷老精力旺盛地参加了每一项活动”。
当时,“中方和英国、香港官员分坐两方,雷老穿着一身浅米色的西式套裙,坐在中国代表团第一排中间的一个座位上”。高志芬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开始。当五星红旗和香港区旗冉冉升起时,会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高志芬留意到,雷洁琼在鼓掌的同时,眼里淌出激动的泪水。
不断奉献是最大幸福
“这是我看望雷大姐时她送给我的书。”巫昌桢将一本厚厚的《雷洁琼文集》递到记者眼前。
仔细翻阅这本多达52万余字的文集,记者注意到书中收录了雷洁琼自1994年至2003年的151篇著述、102件题词和46幅照片。而事实上,雷洁琼在1994年之前还有很多著述及重要工作未收录到这本书中。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雷洁琼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着手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后,她主持并主编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还指导研究出版了《世纪之交的城市家庭》,此外,她还担任了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等的学术指导工作,这些研究著作都未能一一收进这本文集。
“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奉献,从而得到满足和快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雷洁琼在《我的幸福观》中写下的话,是对她个人一生奋斗和工作的最好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