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独特的一个人！”这是我成为沈老师学生后对他的印象。不论为师还是做人，他都显得与众不同。
作为老师，他对学生出名地严苛。如果其他功课你考试可以轻易地得八、九十分的话，他的课程你能考七十多分已属幸运。八十年代初，师生的英文水平普遍低下，除了英文课，没有其他课以英文为教材。唯独他却用英文课本给研究生讲授《比较法总论》，还让我们完成他要求的英文阅读后回答他的提问，参与课堂讨论。这让我们觉得兴奋，但也倍感挑战。我到美国后才知道，这叫苏格拉底式教书法。而他这种超前的教学法和学术指导，不仅让我后来从事比较立法工作时，能够在一众外语学院毕业的同事中立足，而且为我在美国的法学院学习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甚至影响到我现在在比较知识产权法领域的学术发展。那本作为上课参考书的英文影印版《当代主要法律体系》（达维著），我从中国带到美国，又从美国带到香港，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成为那段生活的回忆，也成为我一路走来的陪伴。
做人方面，他拘谨以致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也远近闻名。那时老师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师生见面一般都在老师家里。每次到非要见他不可的时候，我都会高度紧张。因为他虽然彬彬有礼，一开门就让座，并让师母端上一杯上好的热茶，但他会在你的名字后加一个“同志”，然后很直率地对你的学业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加以批评。岁月已经冲释了我对这些谈话的记忆，但有两件事却记忆犹新。毕业前，同学们决定给每位指导老师送一个有江南景色的小木雕，以谢师恩。当我和另一位同学将礼物送到沈老师府上时，他却拒绝接受，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说礼物上已经写了您的名字，他说那我就将钱给你们，这让我们不知所措，也无法理解，因为别的老师收到礼物都非常高兴。我们当时怀疑是否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让他变得过分谨小慎微。另一件事是，我工作后回去见沈老师，告诉他“老郭”问他好。他问谁是“老郭”，我说是“郭道晖”。他立即严肃地说，你怎么可以对长辈和领导这样没有礼貌？我说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啊，他说那你也不能称“老郭”，而要叫“郭老师”。我后来随大流并没有改口，但却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老郭”二字。
可是慢慢地，我也体会到老师很人性的一面。毕业前他认真查问我未来的职业选择并提出他的意见。有一次他说他要去一个单位演讲，让我跟他一起去。我不明其意，后来才明白，他是为了向这个单位推荐我。记得那次演讲完与邀请单位一起吃午餐，他一扫平日的威严与拘谨，大快朵颐，看我呆在一边，还催我“快吃快吃，否则就没有你吃的了”。毕业许多年后我回去见他，他在中关园内的小餐厅请我吃饭，还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吃好吃的。我将自己出版的书送给他时，他眼中流露的欣喜与满足让我至今难忘。原来，他是如此有心的老师！当我们是学生时，他刻意与我们保持距离，为的是在学业与人品上严加管教。但自始至终，他都在关心爱护我们，他把最好的传授给我们，他关心我们的前途，并为我们的进步开心。原来，他有着普通人的喜好和感情，同时也有超乎于许多普通人的人格与品行。
上一次见老师，是三年前的冬天。那时他86岁，除了需要反复告诉他我在哪里工作外，他身体看起来还好，还在翻译一本书。离开后，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再去看望他老人家，并没有意识到那会是最后一面。昨天看到殷铭老师转送的关于老师辞世的讣告，才知道这个机会永远地失去了。悲伤之余，我这样安慰自己，高寿的老师，一定走得从容淡定，就如他的一生：从容、淡定、平和、高洁、勤勉；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无论为师与做人，都无愧于心，无愧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