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法理研究生班期间，沈老师给我们讲授西方法律哲学和比较法总论，上课地点是在北大老三教，每次上课教室都挤不下，有时教室门开着上课，门外也坐着学生，因为有一些别的学校的研究生，也来听沈老师的课。外校学生到了课堂，说，“沈老师，我是某大学某教授的学生，我的导师让我来听您的课，希望您允许。”沈老师通常约略点一下头，表示同意。

我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84年考取北大法理研究生班。到了北大上课以后，感到课堂上讲的那些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理学”，不是学问，纯粹浪费时间。我在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准备研究边沁。带着困惑，我鼓起勇气，敲开了沈老师家的门。沈老师听了我的述说，耐心地说，“法学和历史学是不一样的，历史学家可以集中研究一个人物，比如研究孙中山，但是法学不是这样。你不是学法律出身，应该注意弥补法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可以旁听一些本科课程。法学的东西，你看都看得懂，但要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说得出，写得出，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听了沈老师的话，我旁听了魏振瀛老师的民法、刘家兴老师的民诉法，杨敦先老师的刑法分则、贾俊玲老师的劳动法，姜明安老师的行政法（那是姜明安老师第一次上课）等课程。以后，去南京师范大学教书，又系统地讲授了几轮法学基础课程。通过这个过程，我才真正对法学本科的内容有了自信。反思沈老师当初的教诲，他洞悉不同学科的特点，高屋建瓴，因材施教，矫正了我学业方向上的可能的偏差。

读沈老师的博士以后，沈老师所开的必读书目中，除了专业书外，还列入了《资治通鉴》。当时不很理解，后来明白沈老师的深刻用意。做任何事情，离不开跟人打交道，离不开社会环境。“读史使人明智”，《资治通鉴》既为人君驭人治世之鉴，亦为常人处人与事之鉴。只可惜我自己一直以来，忙于俗务，未能好好研读、体悟。

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曾考虑写美国最高法院，因在南师大教书期间，曾留心收集美国最高法院材料，写成几万字的草稿。沈老师对我说，学位论文和你自己搞感兴趣的专题研究不完全一样。写美国最高法院，如何定位？以批判的视野，你不一定愿意，否则，怎么写呢？沈老师点到为止。后来确定写法律职业，沈老师提供给我他参加的国际会议的相关系列论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感受到沈老师的智慧。学位论文选题，确保通过是首要考虑，他是对学生真正地关切和负责。

沈老师一生献身学术，他的人生充满坎坷，但他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他自己的遭遇。我在与法学院别的老师的接触中，偶有提到沈老师所遭遇的的不公，包括沈老师的学术成果被人侵占等。所有这些，沈老师在我们面前从未提及一个字。有一次，沈老师到东北出差，遇到了“文革”中抄他家的一个学生，沈老师客客气气，没有任何不悦。在学术上，沈老师也从不参与正面争论，记得在法学界就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沈老师写了《研究法的概念的方法论问题》，提醒争论双方可能是从不同角度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并无本质分歧。沈老师不是回避问题，他的方法是正面阐述自己学术观点，而不直接针对某种观念或某人进行批评、抨击。

俗话说，做事先做人。其实，更进一步说，做什么事，跟怎样做人密切相关。从政者，难免要和政敌有冲突；经商者必然与别的利益主体有竞争。沈老师从事学术和教育，所以他立身处世的原则，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纷争和矛盾，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宁可自己吃亏。宽容、仍让，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是沈老师的人格修养的基本特征。这种品格，使他能够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历经艰难，成为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姣姣者。

成大功者有大德，成大功者有大智。作为一代宗师，沈老师的学术，常人难以企及；沈老师的道德和智慧，更让我们高山仰止。

2012-2-18

1992年，在北京大学“比较法的新动向”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与做服务工作的老师同学合影，后排右二、三是王晨光、王宏林，前排右一是系外事秘书殷铭老师，右二是系科研秘书柳容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