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晚获知沈宗灵老师离世的消息，一股酸楚涌上心头！
记得大年初一给沈老师家打电话问候新年，当时奶奶说沈老师身体还好，并委托我再跟中国法制出版社的编辑周林刚联系，沈老师希望能够将他去年出版的译著《人和国家》再买些回来，等到过寿时好送给学生们。前几天，林刚告诉我购书的事已办妥，正准备送往沈老师家，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沈老师走得竟如此匆忙。
对于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来说，沈老师在法学界的声誉和地位如何形容都不过分。我们很多人使用的第一本《法理学》教材就是沈老师主编的，由此进入了法学这片天地；沈老师的《现代西方法理学》是许多院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的必备书目，被考生们信赖地称赞为“宝典”；沈老师的《比较法总论》和《比较法研究》是比较法领域为数不多的必读经典；除此以外，大量的译作也成为学生们认识和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重要窗口。可以这样说，我们就是读着沈老师的书学习和成长的。不过，在我们眼里，沈老师已然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更是一种学问的象征，甚至是一个权威的符号。我相信，这会是众多后生晚辈们的内心共鸣。
在众多的后生晚辈中，我可以算作十分幸运的一个了。当然，这主要得益于我的老师齐海滨教授。齐老师是沈老师的学生，按齐老师在《受教燕园》中的说法，是与沈老师“过从较多”的学生。无论是学识还是品格，齐老师多受沈老师影响，所以对沈老师的为人为学是至为熟悉的，我对沈老师的了解大多来源于齐老师。
在我大三的时候，齐老师回国并执教于华科法学院。不久，我有幸认识了齐老师。齐老师在院里讲授的课程主要有法哲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和比较法，这些课程大多都是齐老师当年师从沈老师时的研究领域，并且在执教于北大时和沈老师一起为这些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些课程中，齐老师时常会详细讲授很多沈老师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点，沈老师的著作也成为我们研读的经典。记得大四那年，齐老师给研究生开设《法律社会学》课程，我获得特许加入课堂学习和讨论，在我印象中沈老师的《现代西方法理学》一书中有关社会学法学的篇章就多次被同学提及，齐老师还做了细致地讲解。不过，我所受到的影响远不止这些。长期以来，我和齐老师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师生关系，经常在他家里聊到很晚，聊的话题当然不全是学术。偶尔，他会给我讲一些自己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大多跟一些师长同学有关，有时就会提及沈老师在教学和生活中的事来，于是我对沈老师的了解逐渐多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沈老师的弟子，齐老师对沈老师的学识品格的承继和传播是全面的甚至是无形的。在齐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我们受益匪浅。比如就学术严谨而言，齐老师对我们近乎苛刻的要求就是典型例证，特别是在他指导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上述经历虽说是我与齐老师之间的，我从齐老师那里获得的教益难以计数，但我相信沈老师的恩泽也定然不少。
虽然对沈老师敬慕已久，但有机会登门拜访却是直到去年。期间的几件小事对我印象深刻，更让我对沈老师的为人风范钦佩之至。去年年初，齐老师因事务繁多抽不开身，特意委托我的一个师兄陈睿和我代他看望沈老师。陈睿师兄是2009年进入清华读博的，之前就去看望过沈老师，而我是2010年考入清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见沈老师，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自不待言。那天，奶奶迎我们进屋，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沈老师因为年事已高，行动多有不便，但还是缓缓地站起身来，双手合十，对我们连声说“欢迎，欢迎”。因为身体的原因，沈老师说话很少，总是面带微笑安静地坐在我们对面。奶奶告诉我们：沈老师年纪大了，听力差，不记得事，思维也跟不上，别的话题聊不上来，要是你们跟他说说学术，或许他能想起些事来。后来的事竟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师兄建议我跟沈老师说说佩雷尔曼，因为我硕士毕业论文就是研究佩雷尔曼的修辞学论证的，而且沈老师的《现代西方法理学》里有一章专门介绍。没成想沈老师真的能想起来，并提到了修辞与逻辑，最后还告诫说这些基础理论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按照奶奶的说法，他可能连上顿饭吃什么都记不住，就把这些东西记得最牢！想想奶奶的话，也对啊，真正的学者除了学术还能记得什么呢？
去年上半年的一天，齐老师来北京看望沈老师，我再次见到了沈老师。不巧的是，沈老师和奶奶都感冒了，我们怕影响老人休息所以待的时间不长 。但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却让人印象深刻。那次齐老师来北京除了看望沈老师以外，还要商量一些筹备庆祝沈老师九十寿辰的事。正在齐老师和奶奶提到关于庆祝一事的时候，突然被沈老师的话打断了。我们都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只见沈老师表情严肃地看着我们，然后又接着不停地念叨。大概的意思是：庆祝的事没有必要，现在大家都很忙，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事。我还没回过神来，齐老师便哈哈大笑说，你们看沈老师耳朵灵着呢，一下就听到我们说的话，并且还敏捷地做出了反应。回来的路上，齐老师还讲着这事，他说这就是沈老师一贯的为人。
最后一次见沈老师是在去年冬天。去之前，齐老师先给奶奶打电话约好了时间。后来，因为换乘车耽搁所以晚到了一会。刚进屋，奶奶就跑过来悄悄地跟我们说了件事。奶奶说：你们刚才打电话那会儿，他（指沈老师）就听见了，然后他自个儿进里屋了好半天，一会儿就抱着两本书出来，他肯定是听见你们要来就提前准备好送给你们的。奶奶说的书就是《人和国家》，是沈老师早年间翻译二战后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马里旦的，起初是商务印书馆刊印的内部参考版，去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公开发行。前不久，出版社刚刚将一部分新书送到家里来，所以沈老师拿出两本来准备送给我们。细想起来，沈老师真是个有心人！那一次，沈老师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所以我们待的时间稍长一些，聊得也很开心。齐老师还鼓励沈老师适当活动，保重身体，又跟奶奶商量了有关庆祝寿辰活动的计划安排。临走时，沈老师送了我们《人和国家》，并且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能看出沈老师写得很吃力但却格外认真。最后沈老师还跟齐老师和我一起拍了张合影作为纪念。道别沈老师以后，我捧着亲笔签名的新书，想着相机里的那张合影，心里真叫乐开了花。用齐老师的话说，今日你收获甚大！可是，谁成想那次道别竟是永诀！
总计起来，我和沈老师仅有过三次会面，并且都是发生在去年。即使见面时，沈老师能和我们交流的时候也并不多。许多深刻的印象都是一些短暂的画面和片段，然而却最能触发我内心深处的敬意和感动。在得知沈老师离去的消息后，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模糊的眼前始终闪现着那些清晰的画面和片段。
沈老师，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