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有幸认识谢怀栻先生，是于一九八九年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民法通则国际研讨会”。当时谢老、佟柔和我同住大学招待所，一起共进早餐，一同步行到会场，虽初次相逢，相谈甚欢，其后数度相聚北京，逐成知己。谨追亿数事，以志怀思之情。

在中国民法通则国际研讨会上，谢老是位核心焦点人物。他以深厚的法学修养，有条理地阐述民法通则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入浅出地解析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并回答国外学者所提的质问。他高深的学术造诣、宏观的见解、精辟的论辩，赢得大家的尊重。当时有位国外学者发言，批评民法通则规定有国家政策，系以国家干预司法，甚不妥当。我曾发言表示所谓国家政策系国外法学上所谓的public policy，立法政策或立法意旨，乃解释法律方法上所应遵的一种方法，众是所公认。会后谢老及佟老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并对我仗义执言，有所称许，前辈风范，令人感佩。?

谢老是位重情义之人。他知道其恩师梅仲协先生在台湾大学任教，时常向我表示感谢梅师的教诲。二战后，谢老奉派接收台湾的法院，对当时司法制度的建立运作有一定程度的贡献。谢老私下告诉我说，当时适逢二二八事件及所谓的白色恐怖，他曾在法律范围内，维护了若干台籍人士的安全。当时的时空环境，以法律救人，需要很大的勇气。?

一九九○年代以后，两岸开放。谢老关心两岸法学交流。他曾一度到台湾参访，旧地重游，备受台湾法学界的礼遇和敬重。谢老曾对我说，他常主张大陆的民商立法宜多参考台湾相关法律及实践经验，强调此不仅对大陆有益，若能建构共同的法律基础，对两岸未来发展亦有裨益，表现了其高瞻远瞩的视野。?

近年来，我曾多次到北京参加法学交流活动，皆能与谢老面晤畅谈，就许多问题交换意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一位同仁告诉我说，谢老因身体健康关系，尽量減少外出开会、应酬，而我每次到北京都能有向他请益的机会。长者关怀，铭志难忘。至今仍常想起谢老清瘦的身体、宏亮的声音、刚毅的精神、仁慈的爱心，尤其是他对中国法学发展的关心和贡献。谢老是位兼具智、仁、勇的伟大法学家。典范常存，无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