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殡仪馆天元厅正面墙上,镜框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开怀而笑,注视着脸上挂满忧伤的人们。

　　6月26日上午,中国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马克昌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武汉的天空一转往日的炎热喧嚣为雨后的清新爽气,如大师育人般无声感润世间。

　　主张刑法学者融通中西

　　“先生最大的遗憾,应该是没能如愿完成他构思多年、极具个人特色并结合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刑法总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马克昌2000级博士生陈家林教授说。

　　陈家林告诉记者,作为融通中西的刑法学者,马克昌先生认为我国的刑法学对于西方的借鉴很多,而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梳理不够,他鼓励学生多读多研究中国有关刑事法律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中的精华运用到对当下中国刑法学的研究中。

　　“这一主张,源自马先生主持的一次中日刑事法律研讨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陈家林说,研讨会上,有日本学者请一中国青年学者解释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故意杀人”与《唐律》中的有关规定是何关系。

　　由于感觉中国青年学者回答得并不是很好,马克昌利用主持人的“特权”进行了补充发言,为中国学者挽回了面子。

　　“马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多阅读中国传统的刑事司法文化,有助于打开学术研究的视界。”陈家林回忆道,“他对我讲,写这本刑法总论就是想着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梳理出中国刑法学发展的体系与特色,让更多的青年学者立足本土进行研究。”

　　1957年,马克昌被错划为“右派”,其间曾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当了12年图书管理员。利用这段时间,他广泛涉猎各类文史哲著作,打下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他曾对学生戏称,自己这段时间是在“进修”。

　　“马先生的另外一大遗憾是,没能看到自己病重期间所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的付梓出版。”陈家林说,“马先生转入重症病室前一周,还跟我开玩笑说,宽严相济这篇一定能够写出来,并叫我协助他。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嘱托……”再也控制不住的陈家林哽咽起来,“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夙愿。”

　　学术入世理念荫泽后学

　　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三届特邀咨询员会议,马克昌是40名特邀咨询员之一。

　　“这是马老最后一次外出,当时我就劝他不要去了……这次回来之后,他就做了手术……”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科带头人、跟随马克昌做研究28年的莫洪宪教授眼含泪水,断断续续地说。

　　稍作平静后,莫洪宪告诉记者,当时,马克昌教授执意要去北京接受聘任证书,他说当前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这也是王胜俊出任院长后他第一次参加最高法院的活动,一定要去。

　　“他当时在会上发言肯定了最高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成效,并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更多关注老百姓对于司法正义的诉求,通过公正审判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莫洪宪说。

　　马克昌的多位学生都提到,他一直主张,学术研究者应积极思考并亲身参与中国司法实务。

　　“比如飙车案、邓玉娇案等热点案件,都会成为马先生课堂教学的内容。此外,武大有一批教授在基层法院挂职并参与实际开庭,也得益于他研究与实务结合的思路。”莫洪宪说。

　　在担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马克昌曾联合其他7位常委提出了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第一个质询案,纠正了当时某行政机关越权办案的错误；生病住院期间,马克昌还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之邀,针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书面意见。

　　“当年许霆案发生后,我们邀请了检察机关、法院、律师界还有马先生参加法学院的精品学术沙龙‘疑案四方谈’,出现了四方观点的对立,引来大批学生旁听。”莫洪宪说,这个学术沙龙就是推行马先生“学术入世”思想的结果。

　　提携晚辈铸就“马家军”

　　“先生是中国刑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培养出众多学者、实务专家的卓越教育家,是将日本刑法学介绍到中国的恩人。”武汉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在发给马克昌治丧委员会的唁电中这样说。

　　而提携晚辈、敬惜人才,也成为众人回忆中对马克昌的又一个深刻印象。

　　1986年,马克昌担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在此后长达12年担任院长期间,马克昌积极为年青学者创造上进平台。因为马克昌先生指导的学生群体展现出的强大实力,国外学者尊称他们为法学“马家军”。

　　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教授,1993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即被破格评为副教授。

　　“这在全国其他法学院校里是不多见的,表现出马先生提携年轻人、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创造良好平台的一贯作风。”肖永平说。

　　2007年,武汉大学马克昌基金会成立,该基金会首期到账基金220余万元,其中包括马克昌个人捐资,还有马克昌的学生、相关单位的捐资。这是目前法学界唯一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大型基金会,资金主要用于设立奖学金、资助学术研究、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法律咨询服务等。

　　“我在任校长期间,马先生多次找到我,为青年学生、研究者的出国留学、进修奔走,我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与马克昌同学、同事几十年的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告诉记者。

　　“我2002年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事就是马先生一手经办的,他还资助了我两万元。”陈家林说。

　　2009年,陈家林写的《外国刑法通论》脱稿,马先生不仅一页一页看完了这本90多万字的专著,提出修改意见,还专门撰写了序言、联系出版社出版。

　　“他常常对我们这些晚辈说,人家叫我大师,其实我不是什么大师,是时代造就的。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成为影响世界的法学大师!”陈家林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