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获悉郑先生的噩耗,心情很是沉重。记得最后一次相见，是去年四月他住院回来，我去官园看望，并就所里的事情"问于贤"。郑先生病容未褪，体质孱弱，但谈兴高昂，思如涌泉。其间，他两次提到学科"接班人"问题，我权当老之将至者言，未置深虑，不料一语成谶，如今他真的离去，令人不胜唏嘘。郑先生这次病重时我没去看望，明天八宝山告别仪式我又不能参加，便只得在这夜深人静时，着墨握送，聊寄敬意与哀思。

郑先生的学问我不懂，但他独特的学者品格，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郑先生是个认真的人。他的认真，是匠气十足的镂石磨杵，也是法律学者特有的穷条究款。记得有一次某部委就一个法律条款征求法学所的意见，郑先生送来的几页稿子，都是他亲笔书写的，每条意见皆注明出处，其中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也写得一笔不苟。惟其认真，郑先生总是坚持己见，乃至一得之见，如怀美玉。大凡做事认真者，必为律己甚严者。他在法学系2003届研究生开学典礼上说："我本非天才，只知道下死力去做，,不偷懒、不灰心,，其实就靠这六个字，才庶几不被甩在最后面。""最后面"这三个字，表明了他看待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世界眼光，也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他交谈，时常会被他唯恐落后的紧迫感打动。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突飞猛进，稍有懈怠，便要落伍；现在他已经感到年轻人要追上来了，因为他们会的外语多。不过，郑先生并非"玩学术"。在他认真的背后，是有使命感作支撑的。在2001年中南海法制讲座上，他反复阐述：不创自己的品牌，永远只能给别人打工；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这样的观点，已然为近几年来发生的事情所验证。

郑先生是个简朴的人。一如许多学者，郑先生的头上戴着光环，比如，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比如，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专家"称号。他还是中国法学界罕有的在国际学界获得真正认可并能够与国外同行一起平等共事的人。1995年，他被国际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促进协会推选为执行委员,是执行委员会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委员，1997年又连选连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似乎与这些全无关联。在九十年代，也就是他的学术最为辉煌的时候，他常年穿的,是已近绝迹的中山装，而且破旧邋遢。这已然成为法学所的一道独特风景，宛若当年辜鸿铭长辫马褂出入于洋人的圈子，不合时宜却无妨欣赏，且耐人寻味。郑先生居所之粗陋，让人恍如回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教师住的筒子楼里，坐着躺着的似乎只见书报稿纸。其实，从这俭粗凌乱里,我们可以见到的，正是可贵的钢铁意志和学问精神。郑先生的简朴也及于他的语言文字。他是少有的头戴光环却不讲、也不会讲空话的学者。这让我想起古人的话：大道至简，大贵若朴。

郑先生还是个爱生的人。随着教育的发达，老师、导师越来越多，师傅却不然。能称得上师傅的，至少要有三条，一是有绝活，二是有规矩，三是有门风。这要求做老师的，既有为师之学，更有为师之德。师德决定规矩和门风，只要师德敦厚，即便偶出不肖，亦无伤大雅。郑先生是称得上师傅的，他带出了一批优秀而有特色的知识产权学者。为师之德，莫过爱生。我不知道郑先生是不是到了"爱生如子"的地步，但有一件事情令我十分感动。那是几年前录取研究生的时候，一名考生成绩不理想，他连着找我两次，提议破格录取。头一次是赞扬该生如何优秀难得，为学科建设所急需。再一次看到名额实在紧张，便把自己"祭出"。他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前不久住院得的是癌症，想招这个学生补充学科力量"。那是我第一次得知他的病情。或许正是这"悲情"力量，我们最终从研究生院争取到了额外的招生指标。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他在高校延揽人才的高潮时分说过的一句话："我不会离开法学所"。我想，即便现在，他也没有离开那块蕴籍当年新文化运动辉煌与典雅的土地，那座闪烁当年林徽茵建筑才情与灵动的院落，没有离开中国的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