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是思念的节日。透过四楼办公室的窗，看到春色一片，正是“绝胜烟柳满皇都”的时节。虽然没有 “雨纷纷、欲断魂”那种典型的清明意象，但在这个特别的春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心绪有几多沉重。一些逝去而又鲜活的面容，此时愈发清晰起来。想起了远去的亲人，想起了已逝的恩师。周柏森老师，解士彬老师，张瑞幸老师，对三位恩师的点点滴滴的记忆涌入脑海。敬爱的老师，您们在遥远的世界里还好吧！
记得十七年前，也是春意正浓的四月天，我从毕业实习的武汉一所监狱赶回来，参加了西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的研究生面试。面试地点是行政楼一楼的一间办公室，几位老师并排而坐。几位老师我都认得，但本科四年中一直无缘听他们授课，这样近距离的接触更是头一次。当时心里很紧张，而老师们问我的问题似乎更多一些，也许是笔试考了第一的缘故，老师们比较关注吧。记得问到一道关于犯罪概念中“但书”规定的很基础的题，因为太过紧张，居然没有答到点子上。出来后心情很不好，半天都在宿舍里呆着发愣。傍晚时分，当我一人在床上躺着胡思乱想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还有一位长者在喊我的名字。看门一看，正是张瑞幸老师。张老师告诉我，学校准备录取我，但希望能走定向培养的路子，将来毕业后留校任教。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很慌乱的样子，能被录取自然十分高兴，但一听留校心里又凉了半截。我只好说考虑一下再定。张老师又谈了些学校发展前景之类的话，还提到学校要盖一栋十八层的教工宿舍，将来老师的住房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希望我珍惜这个机会，尽快做出决定。张老师离开后，心里纷乱如麻，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放弃留校的机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目睹到当时学校里老师的待遇偏低，生活清贫，同时也想着将来能换个环境，到外面闯一闯。
最终学校还是以非定向的方式录取了我。1992年9月，我又一次地参加新生的报道和注册，成为西北政法的一名刑法研究生。于是，我有机会聆听三位恩师的教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刑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本校的刑法研究生是实行集体导师制，我们一届的刑法研究生一共有九人，包括两位刑诉方向的。现在想起来，能师从几位真正具有大家气度的学者，是多么幸运！他们不仅仅有渊博的知识、精湛的学理，更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与人格魅力。在政法读研的三年间，耳濡目染三位恩师的高风亮节，我不仅在学业上有收获，也学到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自己的人生境界也有所提升。如果说从三位恩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另外再加上对“社会之责任”。尽管自己此生未必能达到恩师们的境界，但这应当成为一生之追求。
三位恩师中，年龄最长的是周柏森教授。周老师是湖南人，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一批刑法学者，与高铭暄教授、马克昌教授都是建国初期人大研究生班的同学。50多年前，正当风华正茂的周老师，本来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但他看到西北地区法学师资急缺的现状，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毅然放弃留在北大的机会，而选择了条件相对艰苦的大西北，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开创了刑法学林的“华山派”，使西北政法成为全国刑法学研究的重镇，西北地区刑法学研究的中心。
我们92级刑法研究生报道后不到一个月，周老师就退休了。但他始终关心着学校和刑法学科的发展，也关心着我们这些学生。每次去家里拜访或在校园里见到他，都能看到他脸上那宽厚、慈和的微笑；而他的眼神里，总是透着一种从容淡定的目光。周老师在学校德高望重，对学生却有着父亲般的关爱之情。我刚报到时，因为学校有关部门工作上的小差错，在户口办理上出了点问题，在周老师亲自过问下，很快得以解决。99年我考博士时，尽管周老师身体状况已经很差，还亲自往北京打电话推荐我。每每想起这些事，眼角总会因为温暖而湿润。周老师平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谦和长者，但每当看到、听到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如当时的官倒现象时，他也会怒目而视，甚至拍案而起。在他内心深处，深藏着传统知识分子嫉恶如仇、不畏权势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也在潜移默化中传承。如刑法专业首届研究生田文昌不惧个人安危，挺身扳倒曾不可一世的大邱庄庄主俞作敏，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1996年底，在周老师70华诞之际，贾宇教授、田文昌教授等组织了一次刑法研讨会，外地的弟子们借机回母校看望恩师。我也从河北赶过来，参加了这次难得的聚会。周老师平生淡泊，不喜张杨，也不主张搞祝寿之类的活动，但当他看到全国各地回来的弟子，感到非常的喜悦和欣慰，我看到他讲话那一刻，眼里泛着几丝泪光。对于一位在大西北辛勤耕耘40多年的老教授而言，平生最大的愉悦，莫过于看到众多的学生的成长与进步。那一刻，我也领悟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成语的深刻含义。
在我心目中，张瑞幸老师是一位身材魁梧、性格耿直、眼光锐利、笑声爽朗的关中汉子的形象。他曾在陕南当过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一直保留着说话做事雷厉风行的特点，对于学生们，他有些类似于刀子嘴、豆腐心的风格，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内心充满着深沉的关爱。记得毕业论文答辩时，我论文里提出一个关于伪劣商品犯罪存在“混合罪过”的观点，遭到了答辩老师的质疑，自己当时为图顺利通过，避免正面“交锋”，就马上承认自己的观点有问题。答辩结束后，张老师专门找我谈话，一见面，他就说：“卫国，你没出息！”张老师批评我，不是因为观点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不敢大胆坚持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也是赞同我的观点的。这段谈话，可以说是在校期间张老师为我上的最后一课，也是永远难忘的一课。张老师的这一番话，一直鞭策着我，使我牢记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不要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和立场。02年我回西安参加刑法年会，与几位同学一起去家里看望张老师，此时他已经身患重病，刚从医院接受化疗回来，虽然面容因为疾病的折磨而显得苍白、消瘦，但两只眼睛依然炯炯有神，笑声依然爽朗，豁达乐观的情绪感染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解士彬教授是一位博学、严谨、儒雅的学者，他也是新中国较早的一批刑法学研究生，后来因为曾在最高司法机关任要职的导师被打成右派，自己也受到牵连。解老师曾在日本访学，与日本一些著名刑法学者有很深的友情；同时，他还精通英语，俄语，这在当时的刑法学界是不多见的。得天独厚的外语优势使得解老师在外国刑法的研究上造诣极深，他当年为我们授课的刑法笔记我至今保存，其功力之深厚、研究之精辟，现在读来仍令人叹服。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解老师的研究成果一直未能出书，我想，这也是刑法学界的一大遗憾。我印象中，解老师在私下里是一个性格沉稳、言语不多的人，但每当与他谈起学术问题，便滔滔不绝，在授课上更是扬扬洒洒，激情四溢。
95年完成硕士学业后，我到司法部一所警官学院任教。当时因各种原因，毕业后同各位老师联系并不多，多是在过年时发个贺年片之类。但在心里，一直惦记着各位恩师，一直谨记着恩师的教诲。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行刑社会化研究》的后记中，我写下这样的文字：特别感谢我曾就读七年的西北政法学院，我曾在这片西部的热土上汲取了丰厚的养分。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王昌学教授、陈明华教授、宣炳昭教授、贾宇教授，以及已故的周柏森教授、解士彬教授和张瑞幸教授，是他们引领我逐步走向刑法学研究的殿堂。04年底，在毕业离校近十年后，怀着对母校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我重返这个熟悉的校园，成为西北政法刑事法教研团队的一员。我愿意尽微薄之力，报答各位老师的栽培之恩。虽然也曾碰到过一些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但每每想起各位恩师殷切期盼的眼神，便不敢松懈，不敢怠慢。
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这所历经沧桑的大学和我们的学科，正遭遇着文革中被迫停办以来最大的困难与挑战。我相信只要每一名西法大人齐心协力，不言放弃，奋斗到底，西北政法大学一定能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我坚信贾宇教授所言：西北政法永不衰落！愿三位恩师的在天之灵护佑我们的学校与我们的学科，我们也必当以最真诚的信念与执着的努力，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