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动荡之秋 降生殷实人家

上个世纪20年代，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中华大地酝酿变革的动荡时刻。军阀混战，列强虎伺；社会黑暗，民众疾苦；新潮扬波，人心思变。只有那远离动乱与喧嚣的村庄里的袅袅炊烟，还能着保持千年不改的祥和与宁静。

1928年12月26日，北国已进入隆冬时节。河北唐山渤海之滨的一户普通人家，此时正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一位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王作富先生。

与同时代那些出生后就注定要与贫病搏斗以争取存活权与成长权的孩子们相比，王作富先生是幸运的。祖上虽然世代务农，他的父母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凭着多年的积累和农民的勤俭与精明，到了先生出生之时，家里已经拥有几十亩田地，还经营着一间生意不错的店铺。这一在当时就算小康的家境，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不仅能够免于饥馑之虞，还能安心苦读圣贤之书，接受难得的正规教育。

先生回忆说，那时候的小地主和小财主可不像现在的大款，花钱大手大脚，甚至挥霍无度。由于挣钱很不容易，家庭人口众多，年景变化无常，社会极不安定，土匪黑道猖獗等原因，许多有钱有地人家既舍不得花钱，也不敢花钱，日子过的极其节俭，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非常抠门。先生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平时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要珍惜一粒米一文钱，任何浪费都是罪过，善于节省才是美德，积德必须行善救人。先生至今还记得，作为一个富家孩子，也只有到过新年的时候才能穿上一件土布或洋布做的新衣裳，只有在逢年过节时，家人才能不受限制地吃一顿肉。他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每天的特殊享受，就是母亲在晚餐时专为他炒一个鸡蛋，斟上一杯烧酒，而孩子们只能远远地闻闻香气。在如此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先生，从小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习惯了节俭的日子，养成了节约的习惯，懂得了自立的重要和善良的可贵。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先生成为一个很早就懂事的孩子，读书用功，为人谦逊，心地善良，同情穷人。先生举例说，那时候天灾人祸频发，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冬春之时，上门乞讨的孩子、老人、残疾人、病人等往往骆绎不绝，逢年过节讨饭的人更多，对这些饥寒交迫随时都可能饿死在路边的可怜人，先生的内心非常同情，总要想方设法从家里抓一把粮或盛一勺饭打发他们，从中获得些许安慰。

先生的幸运不仅是生在一个殷实之家，而且还有一双望子成龙、全力支持孩子读书的父母。先生的父母目不识丁，饱受没有文化之苦，所以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宁肯自己生活节省，也要花大钱供孩子上学。先生的读书生涯开始于家旁的私塾和小学，从初中开始，则寄读在离家30里的学校。父母给的学费和食宿费是始终保证的，但零花钱是少得不能再少，可以说，整个中学时代先生都是名副其实的只有书读而没有钱花的穷学生。以致先生每当看到现在的学生动不动就扎堆到馆子里嘬一顿，时不时相携到影剧院里看演出时，总能想起自己中学时代的两件憾事：一件是学校旁边有一个饭馆，当时是富家子弟熬不住学校伙食的清谈而经常光顾的地方，可是先生虽然忝居富家子弟之列，也无数次在饭馆门前徘徊或路过，却一次也舍不得光顾，至今也不知道里面做的是什么山珍海味，味道闻起来那么香。二是在上中学时，先生喜欢上了戏剧。每逢镇上有演出，先生总是早早进场，先睹为快。这源于那时的演出，起初为了吸引人都是免费让人观看，待演出进入节骨眼时，才开始向看戏的人收钱卖票，先生能看戏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每当收钱卖票的人过来了，先生即收摄心神，忍痛割爱，溜之乎也。而先生每每作此狼狈之举的原因，往往并非口袋中没带买票的银角子，而是舍不得花钱买票子。问先生何以能够割爱而逃票呢，先生说，也许是长期形成的节俭习性战胜了感情吧。结果是中学时代看了无数场戏，但没有完整地看完一场戏！至于戏文中人物的命运和结局，如坏人受到惩罚，好人撞上大运，才子娶了佳人之类，都是按照先生自己的想像演绎的。听到这里，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给我一次机会 为你奉献一生

1949年仲夏，先生高中毕业了，当时还叫北平的北京已经解放。刚过弱冠之年的他主意已定，赴京报考北大工学院。之所以奔着该校而来，是因为那时他的理想要做一名工程师。谈起这个理想，先生说主要不是出于科技报国的大道理，而是来自于童年的观察和体验。先生的家园离英国人开的百年老矿——开滦煤矿不远，年幼的他常常看到中国的矿工劳苦脏乱不堪，而矿上那些多为洋人的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却住着有漂亮的游泳池、网球场、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大洋房，出入西装革履，生活富足悠闲，令他心弛神往。于是小小的他决心也要做个工程师，将来过上好日子。

俗话说，人生难以如愿，美梦不可当真。先生当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命运。上了考场后，第一场考数学，没有想到自己的数学知识，根本不足以通过考试，连题目都没做完。数学考试的失败，大大影响了先生的情绪，对后面的几科考试已无心恋战。这样，他心中蓄谋良久的工程师美梦，便瞬间破灭了。此时此刻，何去何从，先生陷入了无奈与迷茫之中。

但俗话也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先生也遇到了这样的命运。一天，他与一起赴京赶考的同学到街上闲逛，在一个橱窗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启事，内容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招法科学生。先生说，那时虽已高中毕业，但还不了解什么是法律，也从未想过学习法律。但看到自己符合报名条件，也没有别的学校和专业可考，于是他们当即就报了名，并参加了感觉不算太难的考试。

由于考试是抱着填补理想空虚的率性所为，所以先生考后就回到唐山的家里，并不关心自己能否考上。此时他已打定主意，准备复习明年再战。突然有一天，先生的叔叔从报上看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发榜名单，无意中瞥见了侄子的名字，当即告诉他被录取的消息。此时先生觉得，既然有大学要我，那就去上吧。从此便进入法律之门。

先生刚入学时，先接受了以思想改造为内容的教育。入学不到半年时间，中国政法大学被宣布撤销，法科的班底与华北大学合并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也转入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3月开学后，先生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第一批学生。1951年冬天，先生又幸运地被选拔到人大法律系第一届研究生班刑法组学习，同班学员都是一些革命干部或来自老朝阳大学及其他大学的学生，其中就包括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先生等。

由于新中国刚成立，还没有自己的法学教育师资，学校就邀请苏联专家前来指导，帮助中国培养社会主义法律人才，所以，当时人大法律系本科生学的课程全是苏联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如苏维埃刑法、苏维埃民法、苏维埃劳动法等，培养方案也基本与莫斯科大学一样。由于先生本科阶段接触法律只有半年，未及接受系统的法律教育，而之前又没有一点法学基础，所以先生感觉与来自其他院校的法律系同学相比，确实颇有差距。用先生的话说，自己在起跑之初，就先天不足。这种自我认识，促使先生在研究生班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刑法时，倍加努力。

面对自己与其他同学的距离，先生没有气馁和沮丧，而是奋起直追，直至后来居上。那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法律教科书，旧中国的刑法著作也没几本，最早能买到的只有一本《苏联刑法总论》的中译本，可读的书非常少。当时法律系有个资料室，专对法律系的师生开放的，但书少得可怜，去看书也不用什么手续，因而成为先生的长造之所。正值那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的先生，只要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在书架上翻来找去，几乎把能找到的与专业相关的书，都读了个遍。

由于当时主要学习苏联法学理论，先生认识到学习俄语对自己十分重要，于是立志学好俄文。当时在研究生班，虽然有位俄籍女老师专门教俄文，但由于她不懂中文，又没有翻译，学习效果并不显著。先生便买来《俄华大词典》，利用一切时间苦学俄文，边学边用，借助词典阅读《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上的刑法论文，试着将其译成中文。很快地，先生不仅熟悉了许多刑法专业术语，也逐步提高了阅读和翻译能力。

就这样，先生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仅成功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志向，而且进步显著，成了一名成绩优良的学生。一年后，先生便结束了自己的学习生涯，成为教书育人的年轻先生。

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英雄，特殊的需要造就特殊的人才。在今天十年寒窗苦读工作难找的学子看来，先生那一代的法律人真是幸运，像坐飞机提拔的干部一样。先生的学法之路诚可谓迅捷而精彩：大学未及一年，就当了研究生，研究生只读了一年，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新春开学，先生便被调入刑法教研室任教。

那时由苏联专家为本科生讲苏联刑法，先生起初只是担任学生的课堂讨论老师。到了1954年，他便开始给本科生讲授苏联刑法总则。那时刑法教研室的许多老师不懂俄语，他们给学生讲授苏联刑法，一般只能按照苏联专家或中译本的刑法教科书内容来讲。而先生由于懂俄语，就可以把从俄文杂志上看到的新观点随时介绍给学生，而这些新观点，是当时苏联的教科书和苏联专家的讲稿里都还没有的。在教研室主任鲁风老师的鼓励下，先生常常拿着刚刚得到的俄文杂志，把自己从中获得的新信息、新见解，及时、无私地介绍给其他同事。除此而外，先生一有时间就搞些笔译。1958年刑法教研室编辑出版的三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辑》中，有几篇就是先生练习翻译的成果。此外，先生还参与翻译了苏联著名法学专家特拉伊宁的专著《犯罪构成一般学说》，该书出版后对当时和后来我国刑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刑法教学不再讲苏联刑法，转而讲中国刑法，但一直苦于没有自己的刑法教科书。这一年，先生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该教材先是内部油印，作为人大自己刑法课堂的教学用书。因当时全国法院系统培训干部也缺乏教材，所以，这个宝贵的资料一现身，就被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发现，并立即进行了大量复印，下发给全国各级法院参考。虽然教材自始至终未公开出版，但对年新中国培养司法干部，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一个门外汉到初通刑法学原理，从一个单词都不认识到翻译俄文经典刑法著作，从1952年忐忑不安上讲台到1956年编写刑法讲义，几度寒暑过去，先生的刑法学习有了显著提高。回首往事，先生也对那段勤奋充实、于一生都很重要的日子感到欣慰，他这样表达当时的自己，“学了苏联那一套，居然也能写出讲义来了”。并且，其间的1954年，先生还在当时的中国法学会主办的权威杂志《政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苏维埃刑法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作用》。次年，又执笔与其他同志合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的犯罪原因理论》，也发表在该杂志上。从对法律的一无所知起步，仅仅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就能写出刑法论文，就连一贯谦逊的先生自己，也觉得自己“挺不容易的”。

而这一切，仅仅是先生刑法人生的开始。遗憾的是，由于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后来的十年文革，这样的开始没过多久就被不幸中断。先是1959年刑法课被取消，接着是1964年被派去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从1964年到1973年人大停办，先生完全脱离了讲台。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5年之后，先生终于重回人大法律系任教。

1979年，先生在人大招了自己的第一位硕士生，也是当年刑法教研室招收的唯一硕士生，这便是后任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的王仲兴教授；1981招了第二批硕士生，他们是现已成为我国著名中青年刑法学家的陈兴良教授和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所长的张智辉教授；1982年，招了第三批硕士生，他们是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大法官和人大法学院的沈致和教授。

1987年，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首届博士生是现任国务院法制办执法监督司司长青锋。

1980年，先生被评为副教授，1985年被评为教授。2000年，先生虽然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教书育人事业并未退休，还被返聘并继续带研究生，经常给学生讲课。可谓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教书育人，桃李遍布天下。

鉴于先生在教学方面的杰出贡献，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为先生颁发了吴玉章教学奖，全校同时获此奖项的只有两位教师。2005年，先生又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33位荣誉教授之一，荣获金质奖章。

精心编著教材 惠及九州四海

在讲台上，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传道授业解惑，一批又一批的听讲者从他的讲授中获得了新的知识与信息；在讲台下，先生除了潜心著述，佳作迭出以外，还格外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几十年来，先生独著、主编、参编和审阅的刑法教材难以备数，获得国家和有关部门奖励的就有多部。这些教材培养了几代法律人，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思想作出了看不见的贡献。这里择其要者加以介述：先生个人主编或撰写的有三本。一是1982年先生主持编写了刑法公布后的第一本教材《刑法各论》，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共计30万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1979年刑法分则的教材，也是建国以来最早用我国自己的刑法理论论述刑法各罪的重要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由先生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统改，从文字到内容都改动很大，但在出版社编辑的再三劝说下，他仍然不愿突出个人，拒把自己列为主编，只是在书前的编写说明中，载明自己承担了全书的统稿工作。该书198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学著作奖，同年出版了修订本，修订后的《刑法各论》又于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奖。二是先生主编并参加撰写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刑法》，199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二版时已发行到10万余册。2007年又出了第三版，字数增加到88万多字，内容包括对1997年刑法典全部章节条文的论述。三是先生亲自撰写的《刑法分则要义》，1989年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中央电大学员使用的刑法分则教材，发行量约10万册。

属先生参与编写或者与人共同主编教材的有四本：其中之一，是由司法部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刑法学》，先生具体执笔其中分则部分的“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章节。该书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是当时全国唯一最权威的刑法教科书，发行量达100多万册。其中之二，是与高铭暄教授共同主编的《刑法总论》，1990年人大出版社出版，而1995年获得人大优秀教材奖。其中之三，是由高铭暄教授主编的《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先生执笔其中的第十三章《犯罪客观方面》。该书由人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并于1995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又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其中之四，是由高铭暄教授主编的作为研究生教材的《刑法专论》，其中有关刑法各罪的研究，从第18章至第26章全由先生一人撰写，该书于200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6年经过修订后，又出版了第二版。

除了上述刑法专业教材，先生还参加了其他法学教材中有关刑法部分的撰写：如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法学概论讲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法学概论思考题解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4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律师资格考试教程》（三卷本）等。

此外，多年来，先生在其他院校或教育机构中，还参加过一些内部教材的编写，或者将其讲稿内部印刷，以供学生参考。如，1983年中央政法干校内部印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讲稿》；1984年中央政法第二干校内部印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概论》；1986年文科月刊杂志社内部印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各论教学手稿》等。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次教材编写，不论是主编、全书撰写还是参与编写，先生都做到认真对待，精心撰写，从来不一稿多用或请学生代笔，草草应付读者和出版社。可以说，不论是正式出版、获得多次多项国家大奖的教科书，还是内部印刷的讲稿或手稿，每一本书，都是先生夜以继日埋头耕耘的结果，每本书都凝聚着先生点点滴滴的汗水与心血。而正是这些厚薄不均、出版形式不一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电大生教材，为无数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和在职人员，提供了学习的蓝本、工作中的参考和指南，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古人云，人生苦短，学海无涯。80年峥嵘岁月，80年沧桑巨变。然而，不论世事如何沧海桑田，不论人心如何变迁，先生的信念、追求和谦和却一如既往，老而弥坚。一批批的学生从他这里学到的，除了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严谨独立的治学态度，更有正直、谦逊、诚实、忠厚的做人品格。

走在人大冬日美丽的校园中，暖暖的阳光明媚地照耀着熟悉的图书馆和孔子的塑像，路过一排排参天大树，路过在严寒的冬季依然柔软的草地，路过曾无数次进进出出的贤进楼和明德楼，我仿佛听见庄子的天籁之音从遥远的云端隐隐传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