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先生的诸多弟子中，我入门并不算早，但基于工作性质的缘由，我仍不失为受惠先生最多、交往甚密的一位学生。尽管近些年不在先生身边，但我们的往来仍然十分密切，只要有机会去北京，我总要去先生家坐坐，如时间许可，还不排除在先生家住上一两晚。一则想去看望一下二老身体可好，二则的确想聆听一下先生的教诲。在我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中，江先生对我的影响无疑是最深刻的，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科学研究。

先生心系教育，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从与先生的第一次交往起，这一印象就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那是1996年岁末，我第一次拜访先生，希望能报考他的博士。记得当时我们谈得比较匆忙，最后我向他汇报了我准备留母校任教的想法，他当即予以了充分肯定，并再三表明他招收博士的主要目的是为高校培养师资，因此对我的报考，他是很欢迎的。先生的那席话语，对于当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在以后十余年的交往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先生不仅是那么说的，更是那么做的。在先生培养的博士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高校教师，即使是硕博直接读过来的学生，在先生的影响下，最后也大都留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针对西北和东北地区民诉师资相对缺乏的状况，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这些地方，我们也要尽可能地为他们培养一点博士。”对于去地方高校任教的学生，先生总是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记得在我博士毕业前夕，我告之先生准备回母校湘潭大学任教，他连声说：“你这个决定好，北京人才多，回地方更能发挥你们的作用。”先生就是这样，他心里装的是全国民诉法学科的发展，也正是在先生这代人的努力和带动下，中国民诉法学才由过去的“轻中之轻”（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成为如今备受世人瞩目的显学。先生执教的人民大学如今也已享有了民诉法学“黄埔军校”的美誉。

先生心胸开阔，为人正直坦荡。这一点在法学界，尤其在民诉法学界可以说有口皆碑。先生十分关爱学生，但从不偏爱学生，在先生眼里，没有亲疏门派之分，你只要有真才实学，先生总会鼎力提携和推介。先生曾多次主持国家级项目和主持编写国家级教材，在参加人选上，先生总是放眼全国，尽可能吸收各地的优秀人才。记得在2003年，先生要我协助他编写全国民诉自考统编教材，在确定参编人选时，先生反复强调：“自学考试教材是国家统编教材，作者务必要有代表性，我们一定要多吸收一些其他高校的优秀学者，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的学生，质量是第一位的。”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我们邀请了好几位其他院校的学者来参与。在与先生的日常交往中，他常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务必要有宽广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人，才能把一个学科发展好。”先生历来提倡各种学术观点的争鸣，对各种不同的见解，以包容的心态来正确对待。在先生担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民诉法专业委员会主任这一职务的十余年中，他总能把民诉法学界的同仁很好地团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民诉法学科的发展。如今无论在学生还是在同仁的眼里，先生都不失为一位具有大家风范的长者和学科领头人。

先生和师母关爱学生在人大是出了名的，先生子女定居国外，时常不在身边，先生总视学生为己出，从学习到生活都百般关照。记得师母曾不止一次说：“你们江老师心里装着的就是你们学生，就连我女儿也常说，爸爸对学生比对她还好。”其实，师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校期间，对于有困难的学生，先生和师母都总是尽可能为他们找一些活干，既锻炼教学水平，又可增补生活费用。对于我们这些已成家的学生，他们也总是放心不下，常常询问我们各自家里的情况，小孩怎样了，爱人工作如何，家里是否有人照顾……如今，无论我们学生在哪里，他们那种父母般的关爱之情总让我们感到温暖。2007年的春天，在我的再三邀请下，先生和师母好不容易答应来一趟湖南，我陪二老在湘西凤凰和湘北的岳阳作了一次短暂的旅游。期间，由于湖南几所高校的盛邀，先生还做了３场学术报告。对于近80高龄的老人来说，不免有些辛苦，临行前，先生就已明显感到体力不支，高烧达39℃。我再三挽留先生，去医院看看再走，但先生还是坚持按期返回北京。我内心深知先生和师母都是生怕给学生添麻烦的人，一则觉得车票行程已定，二则生怕再耽误我更多的时间。回到北京后，先生大病一场，在医院住了两三个月。为此，我一直内疚不已。后来我去北京看望他，一见面先生就说：“去你那里，把我的病爆发出来也好，我总算知道了自己身体的毛病，难得这样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对我来说，早知道好啊。”先生就是这样，他的每一句话里都充满了他对学生的那份体谅，生怕会给你带来什么心理负担。
先生关爱学生，但也有他严格要求的一面，尤其在学术问题上，先生历来认真严格。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先生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无论校内的还是校外的，先生都坚持逐字逐句的评阅。学生培养的每一环节，先生都严格把关，要求学生定期汇报。凡有不妥之处，先生定会及时指出。有时为了求证一个观点，先生可能要与你讨论上十回，达不到要求，先生一定不会罢休。对于每一篇博士论文，先生都希望能有较大创新，对学科发展有所贡献。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中，不少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此，先生常说：“看到你们这些优秀作品的问世，对我而言已是一种最大的满足。”

先生虽已年过80高龄，但仍耕耘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2006年，弟子们和学界同仁为他执教50周年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会上，田平安老师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我们对先生感情的最好表达：江老师，您走过的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您的贡献我们看得明明白白，您的人品、人格我们记得真真切切，您不为名不为利，不求官不求钱，您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如今，先生匆匆地离我们而远行了，无尽的悲伤与不舍顿涌心头，我只能任凭眼泪静静流淌，以寄去我无尽的哀思，但先生的人格风范与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