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给王名扬更多的时间去写完《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实现他“行政法五部曲”的梦想，但换个角度看，仅仅就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一个中国行政法学界的“王名扬时代”已经毫无争议地形成了。

充斥他的世界的，是一片难以想象的宁静。

早在几年前，他就因为失聪，听力严重受损，连基本的交流都不得不借助纸笔。三年前，非典肆虐京城前几天，笔者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就是这种状况，我只能把问题都工整地写在纸上给他看。好在那个时候，他还能上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外界联系。如今不是这样了，他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据大夫说是脑萎缩，一天睡觉的时间几乎超过了二十个小时。枕头旁边，整整齐齐地放着他爱人准备的交流用的小纸片，只是这些纸片也很久不用了，如同他一样安安静静地躺着。

大器晚成亦英雄

还有半年，就是他九十大寿。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马放南山享清福的年龄。他不像有的“学者”，早在跋涉到这岁数的十多年前，就能够把知识换成了地位，在政、商、学各界竖立起高不可攀、坚不可摧的山头，从此一呼百应、感受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尊严。

然而对于王名扬来说，他恐怕没有这种机会———费尽一生心血所构思的“行政法五部曲”中，《中国行政法》已经不可能写出，《比较行政法》亦仅仅留下前四章内容而不可能写完。或许正因为这种“进行时”的状态，使得他永远把别人用来建立“山头”的野心，拿来作为与时间赛跑的雄心。

王名扬之所以没有这个机会，绝对不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我们可以看看奠定他上个世纪末在学界地位的是这么几本书：《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其中，最早的《英国行政法》，1987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时，他已经71岁高龄；《法国行政法》，1988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他已经72岁；及至《美国行政法》1995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时，他已经79岁。人啊，不服老是不行，他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包括已经写了四章的《比较行政法》。毕竟英雄气短，上苍居然真的就没有给他实现梦想的机会，令人扼腕叹息。

好在上苍还算公平。虽然没有给王名扬更多的时间，去写完《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实现他“行政法五部曲”的梦想，但换个角度看，仅仅就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一个中国行政法学界的“王名扬时代”已经毫无争议地形成了。

王名扬拿作品证明了自己。据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在《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统计，仅仅在1998年至2002年间，王名扬的著作五年合计引证高达494次，这其中著作引证就达491次，在整个中国法学界排名第八位。如果这一点还不能说明王名扬学术著作的价值的话，那么朱苏力统计的另一项数据，则使王名扬的学术价值异常凸现：“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中，王名扬的《美国行政法》当之无愧地排在第一位，他引达到194篇。不仅如此，在“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前20名的清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排在第12位，他引率达到104篇。个中三昧，值得深思。

就现在中国法学著作的生产速度来说，如果单单从数量上看，王名扬的这三本著作很快就会被那些表面看起来“更新”、“更全面”、“更权威”的学术成果湮没。奇怪的是，王名扬的这些著作却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在五六十年代，被人揭发出来的王名扬的“反动言论”：在1959年10月29日北京政法学院的座谈会上，王名扬说，“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造成了许多人虚伪的现象，只要数量，不要质量，这样虚假现象出现很多。”这之后不久的11月28日座谈会上，王名扬又指出，“多快好省，要求又多又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两个东西不能结合。比如写科学论文，东抄抄，西抄抄，写十篇也没用；如写一篇有创造性的论文，这时就要取好的。”———就这一点，我们不难探知王名扬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些作品；也凭借这一点，我们也该对王名扬表现出一点敬意：在那个年代，敢说出常识的人不多。

青黄不接时代的苦闷

王名扬之所以大器晚成，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王名扬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是有着代表性的。简单地归责于任何一方面，恐怕都会失之偏颇。

1948年，王名扬考取了国民政府最后一届公费留学资助，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去留学之前，他更多的兴趣在国际法方面，就这点令很多人纳闷，大家都以为王名扬在法国学的还是国际法，殊不知在那里他却成为行政法门下学子。

1949年之后，海外对刚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猜疑。刚刚到法国不久的王名扬，就和同在巴黎的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星五学会”，在每周的星期五聚会，自发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刚开始时王名扬对此不甚积极，一直到后来被推举为“星五学会”的主席，才积极组织了几次活动。尽管“星五学会”很快就解散了，但是王名扬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却并未停止。他不光在学习之余担任《侨报》的编辑，甚至在1954年5月9日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主动给周恩来写信，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美关系提出建议，在周恩来回国时，他再次致信就内政问题提出建议。

王名扬正式下定决心回国是在1956年。王名扬自述：“国外读书时，看到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飞速发展，看到祖国前途无限，非常兴奋，决心回国参加建设。”

1958年王名扬才回国。回国前，王名扬“稍做准备，以便更好地适应”形势。在回国的途中，王名扬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希望对苏联有个初步的接触，“回国以后，希望取得一个机会去苏联工作，一方面增进俄文，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了解更深刻一点”。只是回国后，王名扬并没有机会再去苏联，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

后来的事实显示，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前，这个学校对于王名扬并没有给予多少可以研究学术的空间。王名扬到来后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现在感觉非常空虚，从前所学的那些东西，现在很多不能应用了。对于新东西的学习呢？我才开始，程度实在太浅了，在情绪上不免伴有青黄不接时代的苦闷。”也正是因为如此，王名扬才给人留下了那些“反动”言论。

王名扬的这些言论，今天我们看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当时却给他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压力。在六十年代，王名扬依然翻译了凯尔森的《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这本书直到2004年，才被列入许章润、舒国滢主编的“西方法哲学文库”，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只是这些终究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组织会让他去北京外贸学院教法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名扬会被下放到河南固始、息县去劳动，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王名扬终究大器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