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去“北大荒”；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学习法律；198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法学博士(SJD)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证据学、侦查学方向)；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他撰写和主编了法学著作数十部，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主持了国家重点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项目以及教育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中国-欧盟法律与司法合作项目等科研项目。

何家弘是法学家中惟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国际犯罪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法学家茶座》特邀执行主编。

讲台是我最适合的人生位置

采访中何教授多次谈到，人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才能做出成绩享受快乐。他说，我这人不擅经商和做官，做教师挺适合我。

何教授的教学主业是：证据调查学和证据法学，还有一门延伸出的课：法律英语。

何教授介绍了我国证据法发展的过程。众所周知，以往我国的诉讼模式是以侦查为中心，都说执法部门是刀把子，以往刀把子大致这样分工，公安局是“杀猪刀”，检察院是“刮毛刀”，法院是“卖肉刀”。办案主要靠侦查人员的直觉和嫌疑人的口供，嫌疑人认罪后补证。在那种审判模式下，证据法没有太大意义。我国当代司法制度转变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人们常说，“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是什么？法官看到的事实不是案件原样回放，他看到的事实是被证据证明的事实。从查明事实到证明事实，首先和根本的是观念转变。

1997年，何教授把以往的《侦查学》改造成《证据调查学》，主编了第一部《证据调查》教材并教授此课。后来又开设配套的《证据法学》。2000年，受司法部委托，何教授主编了《新编证据法学》一书，该书成为统编教材，先后给本科、硕士、博士教授此课，受到学生的欢迎。2000年开始，何教授主编《证据学论坛》，每年两卷，每卷四五十万字，已出版十卷，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何教授说，现在“证据调查”和“证据法学”很受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律师的欢迎，两门学科渐成显学。

记者问及近年较多关注的“电子证据”，如何采集采信？

何教授说，电子证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新东西，证据学中的新问题。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许多交易在网上进行，发生纠纷，确实有个取证认证问题。国外出台了相关的“电子签名法”。目前我国司法界对电子证据持谨慎态度，因为它的易修改性，很难保留原始信息，法院一般不采信，审判时需要别的证据佐证。何教授谈到主持教育部的项目《电子证据研究》，他说，此研究是法学和高科技的结合，寄希望于年轻学者。

2005年底，人民大学评出十大教学标兵，何教授位列其中。

用研究成果服务社会

记者采访的那个星期，除了教学，何教授还要去北京海淀区检察院讲课，讲反贪和渎职罪的调查取证；本周一，他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给晋监班学员讲课。公安部的晋监班每月一期，他每期都去讲，已经好几年了。四月，东城区检察院的培训班还在候期排班。何教授说，近些年给公检法等实务界讲课，他已经走遍全国，大部分在省会，有时也去市、县。他形容自己做的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两件事之一：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脑袋。他觉得做这件事的重要性甚于校园内教学。另一件难事是把别人的钱财装进自己口袋，他做不来。

讲什么？不是讲具体技术，怎么取指纹、取脚印；而是传播观念，让一线办案人员接受现代司法理念，提高运用证据的水平。由于长年往下跑，何教授对于一线办案人员的处境充分理解。他说，一些地方领导出于稳定的压力，往往过多干预案件侦办———“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电影《天下无贼》变异台词)”。办案并不是非黑即白，往往有一些灰色地带，证据不那么充分，看着又像是他。有些司法人员做不到“疑罪从无”，往往“疑罪从轻”，关起来，判个轻刑，好过放他出去危害社会。传统口号“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是理想化境界，具体到办案人员很难做到。应该分析“枉”和“纵”的社会危害哪个更大？何教授以为“枉”的危害更大，你冤枉一个当事人，他的亲属、熟人，证人的亲属、熟人，律师……后边都有一群人，加起来就是一大群人，让一大群人丧失对司法和政府的信任，这罪过轻么？

我的数学不好，高考数学才8分，可这个账我算得过来，枉和纵相比，纵是一个错，放走一个坏人；枉是两错，比如佘祥林案，冤枉佘祥林是一个错，那具女尸到底是谁？若有命案真凶是谁？依然无果。真凶没准在一边偷笑呢。这是两个错。

依法治国重在治官。何教授肯定地说，为官者不得违法，养成依法做事的习惯。英国法学家很自豪，因为英国没有通过革命方式完成历史进化，中国要想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法治是好的出路。

业余的事好玩好干

原本一上来采访，何教授就想说记者提的第三个问题：业余，他说业余的事情由兴趣推动，好玩，好干。

何家弘自幼喜欢文学，后来投身法学，对文学的热爱依然蛰伏心底，1995年，他开始推理小说的创作，三年时间写出四部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推理小说《双血型人》、《股市幕后的罪恶》、《龙眼石之谜》和《神秘的古画》，之后还创作了“法学解读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让业内外人士感到惊喜并获得好评。何教授讲了一件好玩事———某天一位学术前辈很郑重地对他说，有一个写推理小说的人和你同名同姓！何教授的这几部小说已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年底将由英国企鹅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1998年，何教授还写作出版了《犯罪鉴识大师李昌钰》一书，把他与李教授13年交往的见识与理解放进书中。

对以上作品的评价，何教授很清醒，别人说好，是觉得教授、法学家还写小说，不多见，也不会拿专业作家水平要求你，所以说业余的事情好干。

何家弘戏说，他是“出境率(出国)”和“出镜率(上电视)”较高的学者。触电开始于美国辛普森案的审判，由于此案影响巨大，何家弘第一次以法学家嘉宾身份上电视。先是好奇，也有兴趣，试着做下去，便一发不可收拾。他说自己一试就认真，认真就干好，干好就有收获，生活因扩大视野和知识面变得丰富和快乐。何教授现在“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的“周末论法”做主持人，他说学者主持法律讲堂可以与嘉宾对话，把观点激活。近期推出的访谈有“奥运福娃的知产保护”、“拍卖月球的法律依据”、“离婚公司”、“扑克牌通缉令”等热点话题。何家弘教授英语甚佳，有时还在中央台九频道(英语频道)做嘉宾。

近年，何教授又有一新头衔：《法学家茶座》特邀执行主编。他的办刊宗旨是：法学应该走出“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没太注意的问题，讲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何主编不光广为约稿，还撰写卷首。记者一一读了，那卷首很有味道。何主编说，当代“法普”比“科普”还重要，法律的核心是公平公正，要让公民养成按规矩做游戏的习惯。据说，《法学家茶座》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四茶座(另三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中反响不错。

何家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他得意地给记者展示1992年他在人大法学院“公正杯”足球赛五场踢进八个球，荣获“最佳运动员”的奖状；那年他39岁。他说最后一次上场踢球是2003年在香港，那年何教授50岁。其他爱好还很多，不一一列举。

青年学子要脚踏实地

谈到大学教育，何教授说，大学教什么？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有人批评美国法学教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人批评德国法学教育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大学教育是否一定跟着实践走？光学具体技能，办技校就成了。大学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魅力。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教学滞后几乎是必然的，极端的例子是计算机，学校学的那些，毕业了一定滞后。当然也有专业因因相袭，脱离社会，缺少对实践的了解和关切。

青年学子要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踏实做事。当今社会浮躁功利，早点选准位置成功会早一点。失败者总是抱怨人生不公，其实人生是公平的，上苍给每个人每天都是24小时就是证明。你怎么做？机遇来时准备好没有？是抓住，还是擦肩而过？人与人先天的差异很小，细微的差异决定后天的命运大相径庭。何教授举例说，他25岁才开始学外语，研究生时就可以给外教当翻译。后来出版英语专著，编写《法律英语》教材并开课。开始的方法就是“说”，没人说跟自己说，跟同学说。上公园散步，见到老外还会主动聊天。无论学习还是人生，取积极态度会不无裨益和享受快乐。

让记者试着形容一下何教授：高山，流水，何取流水———万斛泄地，随器赋形，拍岸之力道，穿石之坚持，把人生的证据一点点做实，一往前行，遂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