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评语

　　2003年11月30日，我第一次来合肥采访周枏(n醤)时，曾把一束康乃馨献给这位时年95岁的法学宗师，祝他健康。世事无常，半年后的今天，如同白菊代替了红康乃馨一样，一幅遗像凝固了这位老人恬静的笑容。

　　他于2004年4月15日辞世，摆脱了呼吸道与肾病对他的双重折磨。曾经的卧室——如今的灵堂里，弥漫着香火与鲜花混合的味道。

年少时的周枏

　　曾经的鲜衣怒马

　　作为一位中国法学界无人不知的罗马法泰斗，周枏却沉寂了足足半个世纪。

　　与梁启超、蔡元培、费孝通等人的35部著作一起，周枏的《罗马法原论》被选入“商务印书馆文库”。当代著名法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徐国栋对此书评论说：“此书，是中国最权威的罗马法著作。”

　　序言第三页：“本书问世，历经曲折。”此言不假，从初稿到付梓，前后竟然长达五十余年。

　　1926年，时年18岁的周枏在“中国公学”大学部(创办于清末，曾得到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赞助和支持———编者注)就读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罗马法的内容。“那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时效制度’与‘共同海损’。”

　　我见到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为他出具的出国留学证明信：“学生周枏系江苏省溧阳人，现年21岁。已修满本校毕业所需学分，各科成绩均堪优良……”

　　从1928年9月开始，周枏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苦读6年，他先后获得了政治外交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周枏被授予博士学位时，全场掌声雷动。当时，在比利时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不超过10个。

　　“罗马法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被称为‘万法之源’，尤其是当今全部民法的鼻祖。”一位法学人士说，“当今世界有两大法系——在法、德及中国等地实行的大陆法，以及在美、英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实行的英美法。罗马法对两法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曾称之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1934年归国后，周枏先后执教于上海持志学院、东吴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等地。“周先生为学生讲授罗马法的首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源远流长，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外国知识?”有法学界前辈回忆说，“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思想，开始在学生中传播。”

　　“颠沛流离的岁月里，父亲共写出了33万字的罗马法讲义。”周枏的儿子周一煊说，“当时的中华书局已经打算将其列入大学用书出版，但终因战乱而作罢。”

　　解放前夕，周枏出任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时，文学家钱锺书也在该校任中文教授，两人相交甚深。

　　钱锺书曾以“鼋头渚”(无锡一著名景点)为上联征集下联，周枏笑答“燕尾洲”(江西的风景区)，二人相对抚掌大笑。

　　那时候的周枏正值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在法学领域纵情驰骋，非常自信乐观。

　　被逐渐遗忘

　　三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赴台邀请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学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50年前后，周枏受到了一段短时间内的重视。在北京举办的“新法律研究”学习班上，他曾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

　　但好景不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特殊环境里，英美法系教育受到了巨大冲击。徐国栋回忆说，按当时的观念，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才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的罗马法教学，在这个时期被取缔了。

　　从1952年到1956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多达165种苏联法学教材，竟然无一涉及罗马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问题，周枏和其他一大批法学精英受到了排挤。

　　1958年，周枏带领家人赴西宁工作。当时，青海师范学院对他承诺将建立法律系，但由于左倾思潮，不久后绝大多数高校的法学院停办。

　　周枏就这样，被“遗落”在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在西北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着两寸厚的浮土，气候干燥让他们鼻血流淌。

　　祸不单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周枏因把一些法文版的书籍放进了图书馆，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言论”的帽子，为人正直的他被指责和批判。

　　经历了一次次批斗后，周枏被下放“五七干校”养马。

　　他女儿周莉华回忆那段屈辱的经历时说：“直到父亲1972年退休时，一名工作人员还轻蔑地当面斥责他———‘你算什么教授’!”

　　周枏的家人也深受牵连，他的子女虽然成绩优秀，却被禁止报考外地大学。1965年9月27日，周枏结发之妻因为生活严重不适，把生命留在了西宁。

　　那些日子，时隔多年，周枏甚至都不愿意回忆了。作为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他忍受着外加给他的这一切。

　　但信念是坚硬的。据周一煊回忆，红卫兵来抄家时，父亲冒死把罗马法的相关讲义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旧鞋帽。没有这些资料的保存，就没有此后《罗马法原论》的问世。

　　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一个法学大师在偏远一隅空耗着人生本该开花结果的黄金阶段，直到进入垂垂暮年。

年老时的周枏

　　人生始自“古来稀”

　　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枏的好友钱锺书被平反、其作品《围城》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时，已回上海赋闲的周枏仍因无单位收留而四处“巡游讲学”。

　　一个机会终于在周枏72岁高龄时姗姗来迟。1980年，安徽大学聘请周枏任教授，在法律系讲授民法，他被公认为是安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司法部与安徽大学法律系合办了罗马法师资进修班，由周枏教授主讲罗马法。一颗火星燃亮一片，当时参加进修班的中南政法学院、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的十几位教师，他们后来都成为各自大学的罗马法专家。

　　1987年，安徽大学决定将周枏的讲稿整理出书，并成立了五人小组为此工作。7年过去，1994年，《罗马法原论》终于面世。

　　周枏知道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拼尽老命，为这个并不曾厚待他的世间留下他的专长。

　　他对工作的执著令人惊叹，在进修班讲课时，他因病没法行走，就让学生抬他去上课。

　　他的关爱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里，虽然生活拮据，却从不收取学生的一分钱馈赠。周枏淡泊名利，在这段时间从没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

　　1980年代初，他参与了中国第一部法律词典———《法学词典》的编撰，此后又加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写组。

　　1985年，作为五名资深民法专家之一，他对中国《民法通则》进行了最终审稿。彭真委员长很惊讶——“想不到安徽大学还有这样的人才!”

　　桃李满天下。周枏在安徽大学工作的10年里，曾为三届硕士研究生授课，弟子中很多人已经成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源扩教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主任蒋敏等。

　　1997年，时届89岁的周枏开始参与《英美法词典》的校订。(参见本报2003年1月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没有报酬、不问署名，在此后的5年里，周枏一直为词典无偿工作。“他的手已经颤抖，无法写字，便让第二任妻子———黄友瑜把注解记录下来。”当事者回忆说。

　　在此期间，这位法学泰斗一直居住在上海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筒子楼里，那里几乎不见阳光。2002年5月，周枏不得不搬回在安徽大学的女儿周莉华家———不足50平米、建于50年前的老楼中。老房，墙皮和地板已斑驳不堪。今年年初，西侧卧室的顶棚上，约一平米的白灰突然脱落。

　　周莉华说，安徽大学已经决定分给老人一套92平方米的新房。但由于工程屡屡脱期，父亲在离开之前没有实现乔迁的愿望。

　　中国当代罗马法权威黄风曾感叹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遗愿，完成的与未竟的事业

　　“老师的治学严谨持续到了生命的终结。”参与整理《罗马法原论》后记的田田说，“4月12日，我见他最后一面时，他还叮嘱我，要把后记再行校正。”

　　4月14日，医院为周枏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死神来得很快，15日下午4时，老先生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周莉华正在去学校筹集医药费的路上，赶回不及。

　　下午4时20分，周枏静静地走了，孤独一人。

　　按照周枏生前的嘱托，他的遗体将捐献给红十字会，他的藏书将捐献给安大等四所高校。

　　我站在灵堂里，默默地悼念着这位法学大家。

　　他的影子突然跳出来，一切变得如此鲜活。今年1月初，当我再次拜访他时，提出要为他拍照。老人兴奋地笑起来，用手指着柜子———原来，他要戴上一顶漂亮的红帽子才肯合影。

　　“他们中的又一位离开了。”参与编辑《英美法词典》的薛波感叹说，他所见过的那些学贯中西、平和近人的法律前辈们正一个个逝去。

　　1995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奇武去世;

　　1999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开墅教授去世;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教授卢峻去世;

　　2002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科院蔡晋教授去世;

　　2003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后任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也离开了。

　　他们曾经的梦想，曾经的热血，和曾经的孤独，此时都化已为沉寂，正如那首美国军歌所唱，“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地消逝。”

　　或许，能让逝者安心的是，目前中国罗马法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就如同他在《我与罗马法》一文中写到的：“北有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研究中心，南有厦门大学罗马法研究所。还定期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经常派人到国外研究交流。信息时代的到来，可在互联网上便捷地查到罗马法的资料。希望有志于该法研究的同仁们继续努力，定会结出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