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潘念之先生是我国法学界广为人知的学者, 将其介绍给广大读者是我们的初衷, 倪正茂同志特为此撰文。此文体例固属传记, 然源于专访, 且不悖介绍著名法学家之本意, 故照发于下,以飨读者。

步入庄严宏伟的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三中全会以来伟大成就” 展览馆内的一张大幅照片上, 可以看到一位精神瞿砾的老教授, 正在向一群中青年法学研究人员挥汗宣讲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七个法律。照片下的一行秀丽小字告诉人们,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潘念之同志。

潘老诞生于风雨如晦的1902年。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的清苦生涯,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新风, 养育他青少年时期就对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新生马驹不怕虎”。念小学时, 他在日记上批判了封建礼教中宣扬的天地君亲师“ 五尊” , 认为天、地乃客观自然, 皇帝吃老百姓的饭还压迫人民,这些都用不着顶礼膜拜；至于师, 要看他的“ 师道” 如何, 未必皆可足法。校长见了日记大发雷霆, 给他记了二次大过, 二次小过, 差一点就要开除出校。进了中学, 他又团结同学搞教育改革, 要求学生自治, 主张解聘那些念八股经、顽固宣扬旧礼教的教师, 结果犯了“ 校规”, 被“ 劝” 退学。显然, 个人的反抗是很容易被扑灭的, 只有集结起千军万马, 才能踏平旧世界。

􀀁􀀁 1919年震惊中外的“ 五四” 运动爆发时,潘念之同志正就读于宁波的浙江第四师范学校。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揭开, 拂去了一代先进青年眼前的云翁。他的面前展现出新的宏大前景, 义无返顾地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漩涡。就在被“ 劝” 退学的1921年暑假, 他组织了宣传新文化思潮的青年进步团体“ 雪花社” 。1923年, 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潘念之同志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党旗下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这是人生历程中光荣搏斗的新起点。从此, 潘念之同志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 在党的领导下,从滔滔东海之滨到滚滚长江之源, 从荒漠落落的塞北到遥接天涯的岭南, 走南闯北, 长年奔波, 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六十个春秋。

“ 马行千里坎坷路, 出死入生勇向前。”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 潘念之同志曾多次险遭逮捕、丧身毒手, 但都由于群众的掩护与自己的警惕、机智而死里逃生。1927年4 月11日, 蒋介石在杭州开始反共大逮捕。这天早晨, 潘念之同志前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办公。离机关仅一百米时, 只见行人屏息, 街景萧然, 机关门口岗哨密布, 阳台上面一片混乱。情况说明潜伏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变危机已经爆发。他立即警觉地返身楚进附近的一条小弄堂, 通知另一位党的负责同志避开。不一会, 我党杭州地委书记、宣传部长都来了, 三个人就在前客堂商讨紧急对策。正在这时, 国民党军警闯来搜捕,他们就躲进复壁的暗弄堂里。里黑外亮, 军警张望了一下没有察觉。走开后, 三位领导同志迅即走出, 从后门离开, 避过了一次劫难。1933年, 潘念之同志到河南南阳民众师范学校教书。按学校指定, 他教经济学。他以少共国际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日文本）为教材, 学生都听得兴味饶然。不料此事被国民党南阳县党部知道了。他们大为恼火, 说：“ 南方蛮子竟敢公然来宣传共产主义, 欺侮我们土包子, 岂有此理, 把他给抓起来！”幸亏校长闻讯派人通知他, 并补发薪给银洋七十元, 他才离开虎口,跑回上海来。1949 年, 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晚上,一辆吉普车开到他的门前突然停下, 引起他的警觉。他急忙把身边的一份文件塞到后屋瓦片下藏起来。但那车上的人跑到隔壁一家去了，查问很久才离去。他们走后, 潘念之同志立即转移了住处。解放后, 据从反动派拘留所出来的同志说, 当时特务是去抓播念之同志的, 因为搞错一个门牌号码才没有抓到。

“骥骥哗骏, 日驰千里。” 潘念之同志在三十年代初的白色恐怖下, 参加了中国自由大同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全国救国会, 从事反对法西斯统治和抗日救国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了郭沫若同志领导的第三厅工作, 皖南事变后退出, 改行经办工厂、公司, 也在大学里讲过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潘念之同志主要从事革命活动, 只在紧张战斗的间隙抽暇学一点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理论。二十年代末,他曾经到日本考入明治大学法学部, 但因牵涉到日本共产党案件, 不久被迫辍学回国。他总是认为自己在学术上不是“ 科班” 出身, 是一个“ 游击战士” , 零零碎碎获得一点知识。实际上, 他学得十分认真、刻苦, 而且以书本理论与实践斗争相结合, 特别是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来研究政治法律问题, 写了不少学术论文,编过刊物, 出版过多种书稿, 也翻译了几本日文书, 如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同时涉足文、史、法、经几个同当时的革命工作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可是, 他总是十分谦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 一生不过为党做了一些应该做的零星小事, 既无轰轰烈烈的惊人壮举, 也无值得一书的“ 传世巨著” , 不给人详述他的成就。

“ 骥骥一跃, 不能十步；鸳马十驾, 功在不舍。” 潘老虽然坚持不懈地长年治学, 日积月累地学习、实践、研究、探索, 经过分析综合,自成一家, 独立体系, 但他总以“ 鸳马” 自况,不争名, 不贪利, 别人不愿干的麻烦小事, 他不声不响地去做, 数十年如一日, 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同时, 又总以“ 鸳马” 自励, 不自满, 不急躁, 别人不愿深究的风险学问, 他孜孜不倦地去钻研, 集多种学问于一身, 成就为学界巨孽。朴实无华, 学以致用, 这是他治学的特色。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1953年他受了错误处分, 失去了二十多年更多地为革命做贡献的机会, 而他却不灰心、不气馁, 仍然兢兢业业地完成交给的工作任务。“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考验一个人往往要耗费更多的光阴。在这二十多年中, 潘念之同志不堕良骥之初志, 􀀁衣污烈士之晚节, 一如既往地为革命工作, 大事不能插手, 小事拼命地干。他一丝不苟地写出了许多卫护马列主义的政治学、法学论文, 还全力以赴地编辑了五十年代全国仅有的两种法学刊物之一的《法学》和重要的工具书《辞海》政法分册。

1976年的金色秋风, 扫荡了满天阴霆。潘老兴奋地期待开始新的征程。1978年12月,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浩荡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1979年3月, 潘念之同志所受的错误处分全部被撤销了。“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1979年以来, 潘老在髦垄之年, 更加精神焕发地忘我工作, 兼任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上海政治学会会长、上海法学会副会长等的领导职务。同时, 他还亲自主持编译了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国外法学知识译丛》十二巨册, 共约二百五十万字;主编《政治与法律》;参加编纂《法学词典》与《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卷》等工具书。他在工作中总是身体力行, 严肃踏实,一丝不苟, 持之以恒, 科研计划一条一条亲自订, 学术论文一篇一篇亲手写, 同志们请他审阅的作品一字一句亲笔改。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下真功夫的“ 实干家” 。但他从来没有这样标榜过自己。他生活俭朴, 不慕名利, 所追求的就是工作、工作、不断地工作。由于他严以律己,领导有方, 工作出色, 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1983年他被授予“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的光荣称号。这是对他六十年来献身革命的一次总结和祝贺!

现在潘老已经退居二线, 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人大法制委员会、中国政治学会等的顾问。从1981年以来, 他已三次申请离休,要求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他认为这是贯彻党中央的干部政策, 可以让二梯队的同志放手工作, 更好地得到锻炼。老骥千里志犹在, 烈士暮年心更红。潘老打的虽然是离休报告, 其实,说得准确一点, 应该是离职而不离事业的新请战书。因为他现在仍负责《上海近代法制史》、《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两个研究项目, 指导三名硕士研究生, 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成、做好, 同时再写一些结合实际的政治学与法学论文, 开展其他新的研究工作。

曹孟德横架赋诗, 虽然也抒发了英雄气概,但他的抱负只是个人功名。因此, 他的“心”和“志” 未必可以为训。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老共产党员, 潘念之同志深深懂得, 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需要的是浩浩荡荡的宏大军团。所以, 他历来十分重视知识、爱惜人才, 极力奖掖后学, 扶助新人。对与他共同工作的同志,他总是在严格要求的同时, 给予热情而具体的帮助。潘老现在把千里之志和不已壮心寄托在培养大批学术接班人方面。他曾一再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法学所全体同志, 要努力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 坚持坚定正确的研究方向；要努力扩大知识面, 不断更新知识, 更新研究方法, 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同命运、共呼吸, 深入四化建设的实践去研究法学怎样更好地为之服务。

凡是见过播老的同志, 无不为他虽然年已八十有四, 却仍身强步健、眼明语利、思路清

晰、长谈不倦而惊讶、钦佩。潘老至今还经常夜以继日地正襟端坐读书写稿, 乐此不疲。这种精神一定会使法学界同仁闻而起敬, 并激励自己跃马扬鞭, 加倍努力, 为我国法制建设和四化事业战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