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清朝末年，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律科学。从那个时候算起到今天，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曾经列出了十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去世，今天惟一还健在的，就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的一代宗师韩德培先生。

　　解说：

　　在这座有着11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94岁的韩德培是最年长的教授。他是公认的我国国际私法学权威,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法学教育家。这位几乎与二十世纪同行的法学家，一生之中，见证了法律科学和法学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兴衰沉浮。

　　访谈：

　　主持人：我看您的一些材料，包括您的孩子给您写的传记，提到您在晚年的时候，经常会跟您的儿子韩铁谈到，您说您这一生也有很大的遗憾，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完全达到自己年轻时候给自己定下来的理想。

　　韩德培：是，我原来还有一些想法，我总觉得我们中国人在法学界、在世界方面也有所贡献才好。所以在当时，世界上有名几个大的法学家我非常佩服。那时我有这个想法，我将来写一部很好的著作，有所贡献，可是以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

　　主持人：您的这个愿望应该说是您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立下的一个志向？

　　韩德培：是啊，我有这个志向。事实上我在哈佛，在国际私法方面，我初步写了一本书，书稿，有40多万字，以后57年文化大革命几次抄家，烧了，不见了。

　　主持人：40万字的书？

　　韩德培：我那个写的书，引证非常多，英文、德文、法文，还甚至于日文、俄文都有，那个时候还相当好，结果不见了，没有办法了。

　　解说：

　　1911年，韩德培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28岁时，他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里唯一的一个国际私法名额，留学北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韩德培决定不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他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自己做了三年的研究。

　　韩德培：我自己看外文书，我英文能看书，法文能看书，德文能看书。

　　主持人：当时您三门外语都可以。

　　韩德培：三门都可以看书，我想我到哈佛大学去好好地做研究，不要再读学位了。这个三年我读的书是非常之多，我不但读国际私法方面的书，还有国际公法，还有法律学。这个哈佛大学的书在全世界所有的法学里边是最好、最丰富的，什么书都有，你想到你找，都有，不管什么文字。所以这个三年对我一生可以说是收获最大的三年。

　　解说：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韩德培的眼界和学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除了大量阅读书籍之外，他还选修了当时几位著名法学家的课，大师的风范和学识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韩德培。正是在那时，他定下了自己的理想：将来也要写出一部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巨著！

　　解说：

　　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世界史学家吴于廑一起被戏称为“哈佛三剑客”。 1945年，联合国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他受邀在纽约作演讲，一些亲国民党的留学生故意到会场捣乱，扰乱会场秩序。韩德培看到相关报道之后，便提笔给董必武写信，在信中他对这位早年留学日本研习法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韩德培：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董老，我认为这些学生不能代表我们中国留学生，我认为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另外我还向他提出，我说我们将来中国需要不需要实现法治？这是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美国研究法学，照你的意见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法学呢，我写了封信给他，他马上亲自回我的信，用钢笔写的。他最给我讲，写了慰问，答复得很好，他说这些是什么人我知道，我能够辨别乌鸦与凤凰，写得好。我说我们将来中国也要实现法制，一个国家没有法律是不行的，他讲得非常清楚。至于怎样研究法学，他讲你们研究法学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你看这个人写得多好。

　　解说：

　　那时，与董必武一起参加联合国筹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先生，专程来到哈佛大学邀请韩德培到他即将任校长的武汉大学做教授。对于韩德培，周先生赏识已久，因为当年韩德培参加庚款留学考试的试卷就是他批阅的，而韩德培对周先生的才学和人品也十分景仰。于是他婉言谢绝了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邀请，也放弃了到美国商务部做官员的机会，带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来到了武汉大学的珞珈山。

　　解说：

　　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1945年韩德培来到武汉大学后，成为法律系最年轻的教授。1947年，年仅36岁的他出任法律系系主任。

　　梁西：现在的韩先生是我们武大最年长的教授，当时的韩先生是我们武大最年轻、最漂亮的教授。他喜欢穿一种比较整洁的西装，走路的时候好像很稳健的，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这和我们原来的一些老先生穿的长袍比较起来，我就感觉到韩先生是一种新派的风格。当时韩先生跟我们讲了国际司法和西洋法学思想史。韩先生讲课讲得很好。韩先生口齿特别清楚，而且注意教学内容的更新，上课的时候首先在黑板上，第一堂课就是介绍参考书，西文参考书，满黑板地写上。

　　解说：

　　在韩德培担任系主任期间，武大法律系名师云集，成为抗战后全国最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之一。但此时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却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的社会有着天壤之别。从1947年起，他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表达他对建立法治社会的希望和建议。

　　访谈：

　　韩德培：在解放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所需要的法制，那个时候我就提倡法制了。

　　解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让一百多年来饱受战乱的华夏大地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建设的契机，法制建设更是重任在肩。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时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的韩德培被任命为人民法庭的庭长，学法出身的他始终维护着自己心中正义的天秤。

　　主持人：在三反五反的时候，您的一个朋友叫桂质廷，他当时不是？

　　韩德培：是的，他这个人是非常好的，在美国那时候，是美国一个在职的一个编辑，一名在职的编辑，他回来以后，就认为他赞助、替美国人服务，是美国的间谍。

　　解说：

　　桂质廷教授当时任武汉大学理学院院长，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诬陷贪污了解放前美国海军给武大游离层观测站的经费。这位一身正气的知识分子一气之下喝下敌敌畏准备自杀，好在抢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韩德培知道桂教授的人品，作为一个法学家，他尽可能地捍卫着法律在他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在做庭长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当时的形势，我不想不管五大的问题，就是全国的情况，跟您所追求法制的理想是有很大的矛盾。

　　韩德培：很大的距离，很大的距离，我认为很成问题，像这样子搞法，不对头。我说无产阶级也要依法专政，不能随便抓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最糟糕的就是实行一种有罪推理，认定你有罪，叫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先是你是承认你有罪，外国不是这样，叫做无罪推理，怎么样呢，每个人假设是没有罪，只有证明你有罪以后才认为你有罪，这才是正确的。

　　解说：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直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制定和批准的法律、法令达40多个。可惜的是，这一大好局面又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而被迫中止。

　　韩德培：我们提倡法制的人都倒霉了，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你提倡法制，就是跟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他就加的一个罪名，你看冤枉不愿望。这个是有口难辩，我心想无产阶级专政也要依法专政，不能随便来。

　　解说：

　　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也成为了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他被称为“山中宰相”，意思是他虽没有出面，实际上是武大右派分子的总后台。

　　韩德培：在第一次划成右派的时候我还辩解，因为他说的罪状是没有道理的。让我检查，对全校的师生做检查，我就所有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我说反驳得非常有理由，而且有许多谎话一戳穿，底下哄堂大笑，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罪名，叫做什么呢，“态度极度恶劣”，所以第一次划右派就是“态度极度恶劣”。

　　主持人：不管事实怎么样，态度不行。

　　解说：

　　这里是武汉大学的小操场，现在学校的大型文艺演出都会在此举行。当年韩德培就是在这里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消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教养。

　　主持人：您还记得您离开家里去农场那天的情况吗？走的时候的情况？

　　韩德培：是这样，那个时候，第二天就要走了，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我说真是莫名其妙，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了。我爱人非常好，她劝我，过去的不要想，未来的也不必想，主要注意现在，好好地保重身体。她很有经验，非常有经验，我小孩子还小，是意想不到的。

　　韩铁：1957年的时候，我父亲被打成右派。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还非常小。我那时候好像11岁，我妹妹是9岁，我弟弟比我小5岁，是6岁。我母亲曾经试图让他去到学校找当时的负责人，做一个检讨，承认一下错误，能够有所挽回。可是我父亲没有那样做，那时候他还跟我母亲发脾气，就是说没什么了不起，他讲了一个很重的话，头砍了碗大的疤，他都不在乎。可是真正等到那天晚上处分下来的之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解说：

　　被打成右派后，韩德培的工资被停发，家里从此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收入。妻子一直是家庭妇女，没有到外面工作过，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无奈之下，韩德培想到了他在武大的挚友桂质廷教授，在离开武大去沙洋农场之前，他拜托这位好友尽可能地给自己的家人一些帮助。

　　韩铁：那时候要找一般的人，恐怕都很难做到，但是我父亲很相信这个朋友，所以那天他到一区，桂先生家里去，他跟桂先生谈起他这个情况。桂先生的话，他当时非常痛快，他说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他说我每个月给你们家里接济一点。那时候他每个月给我们家里20块钱，而且这20块钱，还不是我妈妈，或者要我到他家里去拿，是桂质廷，桂先生的夫人许海兰徐先生，我那时候叫他们桂先生，桂奶奶，这个桂奶奶每个月的话，亲自送到我家里。

　　解说：

　　韩德培被打成右派后，被称为右派大染缸的武汉大学法律系也被撤消。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只有好友的资助和家人的温情让远在沙洋农场劳动的韩德培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主持人：您给我讲讲您在最艰难的时候，特别在沙洋农场改造的时候，那个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韩德培：那个无从说起，把这些资产分子右派不当人看待，生活也是非常艰苦，劳动强度也非常大。我还好，我还顶得住，为什么呢？有人问我，说您以前吃了苦，顶过来有什么病没有，我说没有，就是我心胸开朗，不灰心，精神没有垮，所以我撑下来了。如果我精神一垮，还有许多上吊自杀，我绝不上吊，绝不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