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当上大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创造的这项纪录，恐怕是很难打破了。他26岁时将《德国民法典》译成英文，成为英美世界标准版本。30岁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总长。此后在立法、司法方面成就堪称辉煌，被称为“民国第一位法学家”。作为技术官僚，王宠惠一生对我国外交、立法、司法的贡献有目共睹。他精研欧美主要国家宪法、民法、刑法，努力促成中国成为法治国家，但在党派政治、利益集团面前，其理想的实现大多只局限在纸面上。
王宠惠在海牙国际法院
少年苦学 头角峥嵘
王宠惠老家在东莞官涌乡(“涌”读为“冲”)，祖父是基督徒，率全家移居香港。父亲王煜初是牧师，全家住在香港荷里活道的道济会堂，附近就是孙中山习医的西医书院，与同是基督徒的孙中山时有来往，故王宠惠6岁时就已常常见到逸仙先生。据说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失败时，孙中山正是跑到王宠惠大哥王宠勋的婚宴中，乘乱逃脱。王宠惠当时年纪还小，虽然跟革命党人陈少白时相过从，并没有投入革命，而是全身心投入学业。有些著述说王氏早年即加入同盟会，并无确切证据。革命成功了，就会冒出不少真真假假的“革命元老”;若清廷不倒，恐怕都声称自己是“大清良民”。
不久，设在天津的北洋大学堂监督美国人丁家立赴港招生，王宠惠一考即中，14岁的少年自此离乡别井。义和团高潮前夕的1900年初，王宠惠从北洋大学堂法科毕业，他的成绩震撼了整个学校：英文100分，几何学97分，八线学(立体几何)96分，化学100分，格致学(物理学)98分，身理学(生理学)100分，天文学99分，富国论(经济学)100分，法律通论100分，罗马律例(罗马法)100分，英国合同论100分，英国罪犯律(刑法)100分，万国公法(国际公法)100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亲自向王宠惠颁发“钦字第一号考凭”，也是第一张中国大学毕业证书。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已经山雨欲来，幸亏他及时南下，否则恐怕难逃厄运。狂热的义和团民排“洋”，连读“洋“书的学生也不放过。
组织“广东独立协会”
1901年，王宠惠也来到日本。按国民党方面的记载，此行是应秦力山之邀，到日本担任《国民报》英文编辑，鼓吹革命，同时入学读书，并在横滨谒见过孙中山。但据张仁善先生为《王宠惠先生法学文集》写的序言，第二年王宠惠得到南洋大臣资助赴美留学，可见王之赴日，仍属于“官派留学生”，并非已公开“投身革命”。国民党方面人士因王宠惠地位尊崇，似有意将他的“官派留学生”身份隐去。拿着朝廷的经费，却在报纸上写文章攻击朝廷，对这种行为如何看待，老实说我颇为“纠结”。从“契约精神”方面看，似乎应该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革命伦理”来说，只要达到目的，任何资源皆可利用。
王宠惠在日本，除了利用他的英文长才，向西方人揭露清政府的腐败、鼓吹革命之外，还参与了一件大事，即组织“广东独立协会”。辛丑年春，法国将广东划作它的势力范围，西方传媒有关瓜分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各报风传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留日粤籍学生群情激愤，担心广东将蹈台湾之覆辙，乃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发起人有冯斯栾、冯自由、王宠惠、郑贯一、李自重等人，入会侨民达200多人。王宠惠为协会起草宣言，扬言：“广东省是广东人的广东省，也是中国人的广东省!它的命运，应该由广东人和大多数中国人来决定，不应由少数无能的官吏来决定。”迩时孙中山居于横滨，东京粤籍留学生代表王宠惠等人，每星期六往横滨谒见孙先生请示办法。此事虽终因风闻不实而没有继续进行，却促成了部分留日学生从康梁保皇党转向与革命党合作，很多独立协会会员后来都加入了兴中会和同盟会。
“海归”一跃登龙门
1902年，王宠惠赴美，先入加州大学，后转耶鲁大学，1903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04年，与孙中山相会于纽约。这也是孙中山经济极为窘迫的时候，据说孙曾托王帮忙出售朋友所送的名贵药材龙涎香，可惜王不是好的生意人，推销了好几天未果。王氏真正给帮上忙的，是给孙中山起草文稿。孙中山著作“告欧美人宣言书”，又名《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的主要部分，就是王宠惠所起草。1905年，王氏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06年赴欧，取得英国律师资格，研究各国法律。1907年，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并加评注，为英语世界第一个译本，也成为英美各大学通用的标准译本。上世纪50年代尼克松访台，谈起他读大学时候用的《德国民法典》教材，正是王宠惠的译本，不忘对王宠惠表示敬意。
1911年9月，王宠惠学成回国，先到京、津观察动静。武昌事起，王宠惠立即南下到上海，出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顾问，随即又出任组织临时政府的广东省代表，与各省大表一起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大会公推汤尔和、王宠惠为代表，从南京到上海向孙大总统呈递当选证书，并迎接他到南京就任。接着，王宠惠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外交部总长，年仅30岁。
外交总长一职，本来以伍廷芳出任的呼声最高。孙中山临时“换马”，有他的苦心，对外的说辞冠冕堂皇，说是伍博士担任南北和谈总代表，又兼任司法部长，责任繁重。但据局内人透露，孙中山其实是担心伍廷芳资历太深，威望太高，不容易驾驭;王宠惠是孙的后辈，容易指挥。任命一出，舆论大哗，上海粤籍绅商拟开会抗议，上海广肇公所本来打算借给临时政府50万两银子，此时也扬言拒付。伍老博士只好亲自出来打圆场，平息了这场风波。
王宠惠手迹
折冲樽俎，立法垂范?
不久南北和谈结束，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王宠惠北上，在唐绍仪内阁中任司法总长。唐内阁倒台，王氏到上海从事学术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写成多种宪法学著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孙中山暗中通过王宠惠与吴佩孚接洽合作。5月，王宠惠联合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口号;9月，在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署理国务总理，被称为“好人政府”。由于曹、吴内部派系矛盾，曹锟一系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奥国借款中有贪污问题，诱使总统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王宠惠不得不请辞。罗文干的“贪污”是曹锟一派诬蔑，但王内阁确实也有过错，错就错在将借款的大部分直接拨给吴佩孚充当军费。北洋时期，内阁往往只是军阀装点门面的工具，用完即弃。王宠惠最终投靠蒋介石，实属不得不然。
1927年，王宠惠出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从此在外交、法律两大领域发挥其技术官僚特长，主持多种法典编纂工作，参与起草前后两部“约法”“宪法”，出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抗战军兴，任外交部长，多次对美、欧发布广播讲话，呼吁各国人民支持中国对日作战。1941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作为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主要随员，据理力争，将“满洲蒙古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写入《开罗宣言》，厥功甚伟。1948年，在中共与民盟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导的“国民会议”仍照常召开;会议期间，国民党内主张修改“宪法”的呼声甚高，以因应所谓“戡乱”需要。王宠惠从宪法必须保持稳定性的角度，出了一个主意：在“宪法”中加入临时条款，赋予政府“临时应变”的权力。王氏这种做法，仅仅保住了“宪法”的门面。若什么都可以“临时”，“宪法”等同于随时修改。1953年，因“国民大会”及“总统”“副总统”任期即将届满，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在无法在全国范围选举，“国民政府”面临合法性问题。王宠惠“创造性”地解释“宪法”，提出可召开第一届“国民会议”第二次会议来选举“总统”，为蒋介石解决了一大难题。王氏此举，有无“曲学阿世”问题，留待宪法学家去评判。
平心而论，作为技术官僚，王氏一生对我国外交、立法、司法的贡献有目共睹，其能力已发挥到了极限，如今的“海归”无人能望其项背。他虽然精研欧美主要国家宪法、民法、刑法，努力促成中国成为法治国家，但在党派政治、利益集团面前，其理想的实现大多只局限在纸面上。
1943年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时，王宠惠奉命将蒋介石著作《中国之命运》翻译成英文，与钱锺书之翻译《毛选》互相辉映，堪称译坛佳话。此书本来由钱锺书的老师温源宁等五人翻译，阵容十分强大，待陆续送核，“上峰”仍不满意，不得不借重王宠惠。以地位论，钱锺书不过是“翰林院侍读学士”，而王氏相当于“军机大臣”。《中国之命运》中文版为陶希圣捉刀，陶氏不过一“南书房行走”(侍从室秘书)，则王氏担当斯役，是荣是辱，正难确定也。
特约撰稿 陈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