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八月间短暂回国，承陈夏红先生赠《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册。返回美国后冗务缠身，最近才拜读完该书，很有感触，想到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本也是百年法律人之一，故急就一章，奉上请方家指教。

　　现在中国，估计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听说过陶希圣这个人。但1949年前，那是个全国媒体几乎天天见得到的名字。他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做过北伐军的中校，领导过社会史大论战，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他是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军衔中将，替蒋介石执笔写出《中国之命运》，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多年间蒋介石的所有文件和公告，都由陶希圣先生起草。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日报》总主笔，主持领导国民党文宣工作数十年。他是我母亲的父亲，是我的外祖父。

　　不过，就算听说过陶希圣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多半也只知道他是文史专家。其实我的外祖父，本是学法律专业出身，抗日战争以前更多是做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法律之外，文史修养较常人更加深厚，而且他的文史学问后来获得了更大的发挥，所以反倒喧宾夺主，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史学家，而不再被当作法学家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年间，是很普遍的。中国古代读书人家，都是文史传家。就算学数理化专业的青年，大半也都是自小诵读文史经典出身。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如此，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如此，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也是如此。想一想，留学生出国后学什么专业，国内朝廷是管不着，但中国早期官费留学生首先要能得到选拔出国才行。而当年朝廷里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的官员们，都是读文史考科举出身的，只有文史学问深的青年，才可能被选中。那些年里，光会算些数学题，没有熟读四书五经，是绝对考不上留学生的。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苍埠镇陶圣六村，他的父亲中了进士，在河南湖北两省做了很多年县官和省官。清末民初的科举进士官宦子弟，大多从小勤恳读书，很少如当今的高干子弟或暴发户子弟那样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外祖父三岁始读四书五经，背不出来先生打手板。

　　中国古代，科举考的是文史，没有法律一科。经纶满腹，考中进士后，朝廷任命官员，则有刑部的差，就是司法部。我的伯父沈钧儒先生，就是读四书五经，考中进士，入了刑部，从此成了法学家。外祖父的母舅，有个叫做夏寿康的先生，清朝末年中进士点翰林，宣统三年，在湖北省谘议局任副议长。辛亥革命时，做湖北省民政长，后来进京任肃政史，就是监察长。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命王治馨为京兆尹，就是北京市长。王治馨原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从前袁家的公子们要用钱，都向账房王治馨去要。现在王治馨做了京兆尹，袁家公子们用钱，还是去找他要，京兆尹怎么供应得起。久而久之，京兆尹就被控告。当时肃政史夏寿康先生，写了一份弹劾京兆尹王治馨的手折，亲到大总统府密呈袁世凯。第三天袁大总统下令，将京兆尹王治馨押赴天桥枪毙。夏寿康先生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忽然上折弹劾京府要员，震动海内外。或许这个家族故事，在外祖父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种子，使他日后选择法科为专业了。

　　1915年外祖父16岁，随他的父亲由湖北黄冈到北京，考中北京大学预科旁听生。外祖父告诉我们，他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功课很紧，有英文课，法文课，中国历史课，世界通史课。世界通史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是英国公使馆秘书嘉特莱先生。

　　外祖父读预科时，国学课程教授是沈尹默先生和沈兼士先生。两位沈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学生们深为敬佩。沈尹默先生指点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读几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章太炎《国故论衡》。北大预科二年级和三年级，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外祖父记得很清楚，沈先生先讲陆机的《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除学校必修功课外，外祖父自修的课程，以《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为最得力。他在预科三年级，先读梁任公《明儒学案》节本，再读《明儒学案》原书，然后读《宋儒学案》。

　　外祖父预科完成，升入本科法律门，后改称法律系，开始读法律专业。外祖父给我们讲过几个他读法科时的故事。显然是这些学生时代的经历，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晓得了做法律人的情操和品格。

　　五四运动后第二天，第一节是刑法课，张孝教授是国家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学生都围着他，问他昨天发生的动乱合不合法。张教授说：我是现任法官，对昨天的事件，不便发表个人意见。我可以说的，只有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事后司法部总长朱琛先生对张教授讲出这八个字，非常不满，大加申斥。第二节课是宪法，锺赓言教授是法制局的参事。他走进教室，把书放到讲桌上，低着头，什么都没说，足足五分钟，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句：“我们中国……”就停住。教室里静极了，能听见窗外的风声。锺教授又抬起头，说一句：“我们中国……”他的泪水涌出眼眶，滴落在讲桌上，再也说不下去。全班同学声泪俱下。

　　北京大学法科二年级时，外祖父发现民初的民法刑法，都以德国日本法典为蓝本，就想学德日两文，得知德文难学，便赶紧学日文，以便能够阅读日文原著书籍。外祖父说，当时买日本法律书籍很方便。只须写信给日本东京丸善书店，指定书名，那书店便照单寄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邮局，由邮局将书名及价钱通知订购人，订购人到邮局付钱取书。用此办法，外祖父买到不少日本专家的民法商法著作。他租住一个小公寓，书架上的书一批一批地加上去，上课之外，就在家里自修。

　　除读法学书，《宋儒学案》以外，外祖父大学三年级时，还读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拉马克的《生物学》之类。当时在松公府，有个小书店，叫做共学社，外祖父常到那里去买些新书来读。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最觉有必要细读的一本书，是王星拱著的《科学方法论》，可惜读不大懂。

　　大学三年级过年前两天，北京的报纸出了十七个题目，征修订民法的文章。外祖父决定应征，马上起草。初稿完成，十万字。高一班同乡黄先生也应征，外祖父便与他讨论。他看过外祖父的文章说：法学文章不可太长，要有条有理，简洁扼要。别人说十句，你说一句。你说一句说不清，说十句还是说不清。外祖父觉得有道理，就修改文章，缩成三万字，每段加小注，说明引文来源。改好以后，用小楷抄清，钉成一册，送到民法修订馆。

　　结果外祖父的这篇文章获得第一名，奖金是一百元。他用这笔钱，向东京丸善书店订了国际公法及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还有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等英文著作。当时中国银元价值很高，美金一元只值中国银元九角，日金一元只值中国银元二角五分，买书是非常的便宜。就算王亮畴博士的德国民法典英文译本，也只要银元一块八毛。

　　那年正月初二日，外祖父到中央公园(北伐后改称中山公园)，参加湖北同乡大会，为了声援“鄂人治鄂”运动。因在京的湖北同乡推夏寿康先生为湖北省长，由周树模先生向徐世昌大总统推荐，已见公府任命。夏先生奉命之后，即往汉口。可是湖北督军王占元却保举政务何厅长为省长，拒绝夏先生过江到武昌就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湖北同学发动“鄂人治鄂”运动，其他大专学校亦有同乡学生参加。结果发生混乱，公园的警察来捉人，外祖父亦其中之一，可谓知法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