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某天，我徐行在南昌郊县（新建县）的一条狭小的土路上。那土路斜插在一块荒草地里，约1公里长。路的一端通着拖拉机厂的后门，另一端则是邓小平同志受迫害，于1969—1972年下放江西时的旧居。这里据说原来并没有小路，那是因为小平同志每天都要步行到拖拉机厂去劳动，他为了便捷一些，不到大街上绕着来回，于是就在野草丛中穿行。天长日久，踩出了一条捷径。当地群众后来把它叫做“邓小平小道”。想象他老人家当年如何每天行走在这土路上，思考着天下大事。他复出后的一系列改变祖国面貌的重大举措，不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酝酿、构想出来的吗？
　　那天，我徐行在这条由小平同志用双脚踩出来的土路上，又走进他劳动过的车间徘徊良久，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小平同志生前的形象，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中重新呈现出来。
　　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在1966年。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人民大学分裂成两派。起初虽没有发展成像后来这样的武斗，但已有激烈争执的各种辩论会。记得某一个夏日，在大操场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参加的辩论会。忽然，邓小平来了。他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举起一只手臂站在台中央向大家打招呼。他提高嗓门说：“同志们好！毛主席叫我到群众中走走。”说罢，就和陶铸一起在台的一角坐下，倾听“小将”们一个个上台发言。台底下的群众坐在小马扎上，暮日里黑压压地挤满操场。我坐在最靠台前，所以对邓小平的容貌举止看得非常真切。那天的辩论会由于双方情绪高昂，所以从傍晚开起，持续到了第二天早晨。而邓小平却毫无倦容，一直安详地坐着，不断地吸着雪茄，坚持到最后。其实当时的邓小平已处在风浪前沿，他肯定已经预见那降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可是他坦然来到群众之中，始终神态自若，表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英雄气概。
　　我第二次见到小平同志已是在这以后约13年的事了。那时他早已经复出，且肩负着拨乱反正、振兴中华的艰巨任务。1979年3月30日，我聆听了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编印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里。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磨难后的小平同志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他步履轻快，说话清晰干脆，给人以一种充满魄力和果断作风的感觉。的确，如果没有巨大的信心和无畏的勇气，他又怎样能够支撑得住这座险遭倾覆的祖国大厦呢？
　　此后又过了6年，我第三次见到小平同志。那时我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5年7月5日，当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来到我们中间。他同大家见面，当时还有也是起草委员的张友渔同志。
　　邓小平问他：“你多大岁数了？”友渔同志回答：“八十一岁半。”嗓音洪亮，底气十足。
　　小平同志没有再说别的什么，就同胡耀邦、李先念、彭真等坐下来和全体基本法起草委员合了个影。
　　第四次见到小平同志是1987年4月16日。当时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正值关键性阶段。五十多名委员在厅里围成一圈坐着，热切地等待着小平同志和我们会见。很快，小平同志从屏风一侧出来。但他先不忙于入座，却踏着既快又稳的步子绕厅走了一周，和每个委员逐一握手。他边走边兴奋地大声说：“我要证明，我还是行的！”小平同志以他灵敏的动作，显示自己的健康和力量。
　　当小平同志走到我的面前时，我亲切地对这位尊敬的老人说：“小平同志您好。祝您身体健康！”
　　出乎我意料的，他握着我的手没有任何反应。唷，我霎时想起来了：邓小平耳聋！他没有听到我的轻言细语，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表示了。这可算是美中不足罢。
　　小平同志与安子介并排坐下，两人开始聊了起来。小平同志说：“我今年八十三岁啦，俗话说，七三、八四是个槛。我不知道这槛能不能跨得过去。”
　　安子介立即说：“能的，能的。请放心！您一定长寿。”
　　诚然，小平同志本人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体质能够保持健壮，得以日理万机，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替人民做更多的事啊！
　　接着，邓小平转向大家，说：“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应该对你们道道辛苦嘛！”
　　在这次会见中，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邓小平指出了基本法是新事物，很重要。“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他在讲话中还精辟地解释了“五十年政策不变”的问题。
　　针对那个时候，在基本法起草中争论最大的问题即香港特区未来的政治体制怎样设定的问题，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了原则性和指导性甚强的意见。他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不搞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针对香港有些人提出全面普选的主张，邓小平指出：普选不一定有利，不一定能选出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来管理。他主张，选举制度的发展要循序渐进。“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他又强调：中央授权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但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全由香港人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小平同志说：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还是允许他骂的，“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小平同志把政策底线交待得一清二楚，保证了起草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第五次见到小平同志是在1990年2月17日。那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完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小平同志愉快地接见了我们。起草工作历经风雨，这时，内地的和香港的委员全部加起来，总共只剩下四十多人了。此次会见，小平同志亲切地作了简短而又意味深长的讲话：“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
　　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和好评，我的内心激动不已。邓小平是世纪伟人，也是“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正是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一部史无前例的基本法才得以诞生。小平同志生前曾经说过：他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去。然而，天不如人愿。在距离香港回归只有四个多月的春天里，敬爱的小平同志即与世长辞了。他留给我的是深深的爱和激励我前进的无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