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代宗师、敬爱的马克昌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我总觉得马老仍在我们身边，仍在指导、关爱和呵护着我们。在马老刚逝世时，我匆匆写就了《两位刑法学大师间的深情厚谊》一文，对马老予以沉痛的悼念，对马老与我的恩师高铭暄先生间的深厚学术友谊予以衷心的颂扬。这篇文字，则打算大体按照我的经历顺序分四个部分略述我与马老近30年间的忘年交谊的一些片段，以此表达我对马老的缅怀追思和无限景仰。
一、研究生时代
研究生时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我于1982年至1987年师从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度过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六年美好时光。由于马老与高老是20世纪50年代初研究生时期的前后届同学和改革开放以来亲密的学术合作伙伴，因而我自然也格外关注马老及其论著。首次见到马老，大约是在1983年我读硕士生二年级时，当时马老在导师高老的系主任办公室里，我正好来给高老送自己的文章稿，高老给我们作了介绍，因为二老在谈事，我只是简单向马老问候而没能交谈。在1984年5月硕士生三年级时与马老的第二次见面，得以与马老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当时我们同年级几位刑法硕士生在人大刑法教研室鲁风老师的带领下到外地进行毕业论文调研，武汉是我们的第二站。因我们是马老的挚友高老和王(作富)老的弟子，而且鲁风老师也与马老很熟，加之当时硕士生数量很少，所以武大法律系对我们的来访很重视，马老更是召集了武大法律系的全体刑法教师与我们座谈，帮助我们修改完善硕士论文提纲。马老和武大的刑法老师们还热情地请我们吃饭，使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受宠若惊，记得席间还观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马老也因得知我和他同为河南籍而对我乡情有加。
在博士生阶段我得以较多地参与了学术活动，而且自1986年起开始参加全国刑法学术年会，因而与马老见面机会较多也更熟悉了，也就时常向马老请教一些专业问题，马老总是予以耐心的解答。记得1987年冬天一次马老来京出差住在人民大学招待所，一天晚上我去看望马老得知他还没吃晚饭，那时已经过了饭时而周围又没有餐馆，于是我就力邀马老到我的博士生宿舍，用煤油炉为他煮了一大碗面条，马老吃得津津有味，而且很多年过去了他竟然还记得我给他煮过面条，其平民作风和感恩之心令我难以忘怀。导师高老是新中国首位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我是高老指导的首届两位博士生之一且被安排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所以我也就荣幸地成为新中国首位刑法学博士。刑法学界对我们首届刑法学博士论文答辩很重视，马老应邀专程从武汉来北京参加我们的博士论文答辩，在答辩时马老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很多中肯的问题和意见，特别是在我通过答辩后，马老又把我约到他下榻的人大招待所，专门指出了我博士论文中存在而在答辩时并未提出的有关问题供我修改论文时参考，他善待学生的用心及要求学术严谨的态度令我感动和敬佩，他的相关意见对我后来出书前修改完善博士论文颇有助益。
研究生时期与马老的相识和交往，使我亲身感受到了马老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和敏锐深刻的学术见解。由此而言，虽然马老不是我的授业导师，但他无疑也是我学生时代曾给予我实际指导的恩师，师恩难忘。
二、人大任教岁月
我1987年12月博士生毕业留校任教，2005年8月离开人民大学而加盟北师大，期间在人大度过了近18年的任教岁月。在人大任教的这18年，是我人生成长和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我也从而立之年迈向了知天命之年。这一阶段，我与马老的交往进一步增多和加深。
1989年秋，教育部学科评议组在杭州进行博士点、硕士点的初评工作。高老任法学组组长，马老是成员，我是秘书，住在杭州大学招待所。在会议闲暇，我得以与马老多次聊天，既向他请教了不少刑法专业问题，也首次听他谈起了他自1958年至1979年被错划为“右派”期间的苦难经历，他诙谐地说这20余年总的还不错，因为其中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武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他虽远离了法学的三尺讲台，但得以利用工作的便利读了不少书，尤其是他喜爱的古典文学诗词。马老回首人生重大挫折时的豁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马老的古诗词功底很快就让我见识到了：会议期间周末时，会议组织评审组专家们到钱塘江畔观潮。由于提前到达，马老与高老便兴致勃勃地对起了唐诗宋词。二老或背诵，或评释，使我大开眼界、惊羡不已，得知二老在刑法学之外原来还有如此的古诗词情趣与功底。后来在若干场合，我又听到过马老即景即兴诵颂古典文学诗词名作。可以说，马老的文学素养与情趣为他作为刑法学大师平添了风采。
留校任教两年多后，经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选拔和考核，我被批准于1990年10月起赴美国杜克大学作访问学者近一年。在赴美前夕，一天晚上我到北京大学勺园招待所拜访了前来北京开会的马老，希望作为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委员的马老给我一些指导。我是晚上8点多到的，马老当时正在看电视，见我来了很高兴，就关了电视和我交谈起来。主要是围绕我出国谈的，也谈及了人大、武大两校刑法学学科发展的一些事情。马老详细地解答了我关于出国的一些问题，尤其嘱咐我到国外要多观察、开眼界、多思考，学习期满一定要按时回国。记得马老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搞刑法学的事业在国内，今后我们国家建设法制任务还很重，你回来才会更有前途和作为。马老的这番话和此前恩师高老对我的教诲如出一辙，这也是我后来按时回国的重要原因。
马老对青年学子的鼎力提携有口皆碑，这是马老作为学术大师的光环之一。我所知道的马老这方面的事例就不少，其中我个人经历的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其一是马老支持鲍遂献做博士后研究人员。1992年下半年，我国将博士后制度由自然科学推及人文社会科学，人大和武大被批准成为首批设立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我作为人大法律系副主任当时负责分管人大法学博士后流动站这项新的工作，鲍遂献是马老培养的首届刑法学博士，那时在武大留校工作已一年多而且因才华出众、品学兼优而深受马老器重，鲍遂献博士当时提出想到人大跟随高老作博士后研究人员，马老不仅慨然允许，而且向学校争取将鲍遂献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在马老的支持下，我在人大这方面也积极而迅速地为鲍遂献入站办理有关手续，结果两周就办成了，鲍遂献博士遂有幸成为全国首位法学博士后而且据说也是全国首位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后。这一步为鲍遂献博士后来的成长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其二是支持李希慧博士破格晋升教授。李希慧在中南政法学院作讲师时考取了高老的博士生，1994年博士毕业后又到武大跟随马老作博士后研究，是全国第二位刑法专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因他连续5年在外校读博士生和作博士后而耽误了在原工作单位评副教授职称，马老考虑到他博士后出站时若再从副教授评起那么到教授就至少还要5年以上，根据他的特殊情况和较为突出的科研成果，在他1996年完成博士后研究出站而留在武大法学院工作时，马老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即让李希慧由讲师直接申报破格晋升教授，马老不仅予以鼎力支持、多方争取，而且利用到北京开会之机专门找到高老和我，请求高老和我为李希慧破格晋升教授写鉴定意见。希慧是高老的博士生，也是我的同门师弟，而且条件也完全达到，高老和我当然全力支持其破格晋升教授，我们也为马老不遗余力地提携年轻人而感动。
全国刑法学研究会的工作是我与马老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马老自1984年至2001年间担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的副总干事(后改称副会长)，自2001年起一直担任刑法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他对刑法学研究会学术事业的发展可谓贡献卓著。我从1988年开始担任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1996年起担任副会长，2001年起担任会长，刑法学研究会可以说是我学术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我长期参与全国刑法学研究会学术年会组织、年会文集编辑、学术活动筹划的过程中，马老给了我不少指导和帮助，我也耳闻目濡了马老与全国同行们的坦诚交往和学术友谊。马老对同辈老朋友们是亲热有加，对中青年学者和学子们是关爱鼓励，对实务部门的专家非常尊重。马老曾对我说，刑法学研究会是个大团体，老中青汇集，人才济济，作为研究会的组织者，你既要尊重学界师长同仁，也要尊重实务部门的同志。马老的言传身教使我获益良多，我因此也逐渐养成了与全国同行师长、同辈同仁和更年轻的学者们真诚而友好相处的品行。
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作为刑法学的大师，马老以国际化的视野注意与国外、境外的学术交流。我担任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注意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并得以多次邀请到马老参加我们组织的国(境)内外的学术活动。例如，2002年4月间，我们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在澳门共同主办了“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研讨会”，马老应邀赴会并提交了《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刍议》一文，其学术灼见和谦虚待人给与会的港澳台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2003年8月，为开启中韩刑法学界定期相互交流合作之机制，以高老、马老为顾问并由我担任团长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代表团一行10人赴韩国访问，马老白天认真参加研讨会并多次发言，晚宴时则率领代表团为两位有酒量的中青年学者阮齐林教授、卢建平教授(马老戏称为中国代表团进行酒文化交流的老中青“三个代表”)与韩国学者们开怀畅饮、你来我往、谈笑风生，当时已77岁高龄的马老的酒量和豪爽、睿智令韩国朋友们刮目相看。再如，2004年5月，我们与日中刑事法学会在日本京都共同召开第九次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马老、高老、王老和我等数位中国刑法学者应邀赴会，日方有数十位知名刑事法教授出席，这是一次高层次的研讨会。记得在会议中日本一位资深学者提出了涉及中国唐律的一个较艰深的问题向中方学者请教，当时我因记不准而不敢回答，我也担心如果中方学者回答不上来会有损我们的学术声誉，马老看无人应答就站起来娓娓道来，回答准确而详细，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在与国外、境外专家学者的交流中，马老的友好、从容和深厚的学术素养总是令人折服。
三、北师大刑科院创建初期
2005年8月，为了寻求刑法学事业发展更广阔的平台，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而加盟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我国首家具有独立性、实体性体制的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后来又创建了与刑科院彼此独立但相互协作的北师大法学院，在我国高等院校创立了“一个学科，两个实体学院”的崭新体制。针对刑科院这一新事物，马老和我的恩师高老都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并积极参与其中。高老由于身处北京又已在人民大学退休，就应邀担任了刑科院的名誉院长和法学两院的特聘教授，在刑科院招收博士生、授课并参与指导刑科院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马老由于身处武汉且为武大社科资深教授而无法像高老一样大量参与刑科院的工作，但马老也尽其所能地予以支持;马老是北师大法学两院的首批特聘教授，他多次应邀前来北师大法学两院讲学和参加学术活动，并积极支持武大刑法学科与北师大刑科院加强学术交流。当刑科院学术事业发展遇到困难时，马老总是尽其所能地与高老一起帮助我们予以克服和解决;当北师大刑科院学术事业取得成绩时，马老和高老都是欢欣鼓舞，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
令我和同事们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2005年10月我们邀请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与会的部分国外著名学者前来北师大刑科院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在我介绍了刚成立不久的北师大刑科院的发展构想之后，名誉院长高老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北师大刑科院的体制创新和发展方向，并响亮地提出北师大刑科院未来的发展要向国际上先进、著名的刑事法学研究机构诸如德国马普学会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简称“马普所”)看齐，要有志向成为“中国的马普所”。高老刚讲完，马老即连声称赞：“讲得好!讲得好!”并高声号召大家：“鼓掌!鼓掌!”其澎湃激情溢于言表，哪里像年近八旬的老人?!马老和高老的殷切期望与事业激情，感染和激励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使我们为宏伟事业而努力奋斗的豪情大增，并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动力。
在北师大刑科院建立后的前几年，马老以其年届八旬的高龄多次到北京、外地乃至境外、国外参加刑科院的学术活动。马老说，我这几年是出差、尤其是来北京最多的，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参加你们刑科院的活动，我要尽力为刑科院的事业呐喊，我希望你们做大做强，早日成为“中国的马普所”。在马老来刑科院所做的数次讲座中，有两次最值得提起。一次是马老谈他的人生经历。北师大法学院于2006年4月建立之后不久，经我倡议创立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论坛“法律人生漫谈系列”，打算邀请一些法学名家给法律学子们漫谈他们作为法律人的生涯中有意义的经历与感悟，我作为院长带头讲了首场，题目是《人生何处不选择》，漫谈了自己50载人生的八次重要抉择及心得体会。这个论坛得到了北师大法学两院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我们有计划地邀请了多位老一辈法学名家到这个论坛上漫谈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马老是我选择的首批演讲者。由于我大体了解马老20余年的右派生涯及其在逆境中的自强不息，认为马老的这段经历对法学青年会很有教益，因此一开始邀请马老时我给马老出的题目是《一位法学教授的右派生涯》，想让他集中讲讲他被打成右派后这一段。不曾想马老不接受，他说打“右派”这段是我“走麦城”，我之前尤其是之后还有人生的“辉煌”时期呢，我还是前后都讲吧，这样才是我人生的全面反映，也可以给听讲的同学们以更积极的启发。我觉得马老的想法很有道理，于是就建议改为《一位法学教授的人生起伏》，马老表示赞同，后来马老果真以此为题作了他的人生漫谈演讲。这场演讲的时间是2006年11月7日晚，地点在北师大一个普通的大教室里，200多人的座位座无虚席，还有很多同学站在教室后面和走道里。在我作简短的介绍后，马老以幽默的语言开始演讲，他一开始就说是应我之邀的命题演讲，并说这个题目符合他的人生经历，他因此欣然接受。接下去马老将其人生分为三个阶段讲述：一是1946年到1957年的求学生涯和早期工作阶段，马老努力学习和工作，成绩优异，前途一片光明;二是1958年到1979年初的人生磨难期，马老被错划为右派，先是下放劳动改造，后在武大图书馆当了17年管理员，马老身处逆境，在忍耐中以豁达的胸怀生活，并努力充实文学素养和理论知识;三是1979年初其“右派”被纠正以来亦即国家改革开放的近30年的事业繁荣阶段，马老协助韩德培教授重建武大法学院，后任12年系主任和院长，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中担任主犯吴法宪的辩护律师，以及与高老一起主持编写第一部全国统编教材《刑法学》和参与领导全国刑法学研究会等，可谓事业如日中天。马老的讲演朴实而深入浅出，其中穿插了不少具体事例，诙谐而生动，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另一次是马老于2006年4月27日在北师大法学院“京师法学名家讲坛”第二期上作了题为《中文工具书的利用》的演讲，这次演讲对同学们和青年教师的帮助很大，马老也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学术素养。此外，马老还在北师大法学两院作过关于我国的刑法学教育、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与贯彻等题目的演讲，都受到广泛欢迎与好评。
2008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北师大刑科院组成“中欧死刑改革合作项目学术考察团”，赴英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欧洲三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学术访问。代表团包括了北师大、武大等单位的11位专家学者，我担任团长，马老是顾问。在英中协会于伦敦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我拿上了特意为马老带去的15年的茅台酒，希望他能与英国朋友畅饮。当时马老因口腔溃疡久治不愈已遵医嘱基本不喝酒，但看到好酒加之又是与外国朋友欢聚，马老还是小酌几口，并和英国朋友笑谈中国的酒文化。一路访问、座谈马老非常认真地参与，并向外国专家学者提了不少问题。参观名胜风景时马老总是兴致勃勃，好奇心和雅兴一点儿也不输于年轻人。在匈牙利，我们听取了匈牙利宪法法院大法官介绍的利用宪法解释而废止死刑的经验，马老予以充分的肯定;在罗马尼亚，我们看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中被枪杀的前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的墓地，马老对他的悲惨结局感叹不已，并由衷地称赞中国的改革开放。马老这次随团出国考察，提升了代表团的规格，给多位青年团员提供了一次与这位刑法大师密切接触的机会而使大家深得教益，也向外国朋友们展示了一位中国资深法学家的风采。
2009年8月17日至21日，籍北师大刑科院建院四周年院庆之际暨全国刑法学术年会的召开，北师大法学两院、武大刑事法中心和全国刑法学研究会在春城昆明高密度地连续进行了五个重要的学术活动，马老此前脚被开水烫伤而不能行走，但他仍然带着脚伤飞赴昆明参加了这几个重要的学术活动。8月17日，北师大法学两院召开了“京师高铭暄刑事法学发展基金成立座谈会”，马老对高老的基金设立予以高度评价并以“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和他个人的名义捐款支持。8月17日晚，北师大刑科院举办了“成立四周年酒会”，马老欣然出席并热烈祝贺。8月18日，由北师大刑科院与武大刑事法中心共同主办了“‘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60年’学术研讨会”，高老和马老作了主题发言。高老以鲜明的立场坚持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回应相关质疑;马老则对国外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演变发展作了系统的考察，指出其存在重大缺陷，不应照搬外国的犯罪论理论而取代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二老的主题发言得到广泛的肯定和认同，来自全国刑法学界的十多位有分量的代表性专家学者纷纷发言，其基调是维护和完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此次座谈会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科学地繁荣发展我国刑法学研究功不可没。8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七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马老应邀出席会议并担任单元主持人。8月19日至21日，“2009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在昆明隆重举行，马老全程参加会议的研讨，并在大会闭幕式上以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的身份致辞。是年马老83岁，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总之，北师大刑科院创建几年来，马老与恩师高老一样都是刑科院事业鲜明而坚定的支持者，而且马老不顾其年逾八旬之高龄和身处京外之不便，多次参与刑科院的各种学术活动，令我和同事们深深地感动和敬佩。这段时间马老还和我多次谈到刑科院和武大刑法学科的发展，谈到全国刑法学术事业的繁荣，他的许多想法和建议对刑科院和全国刑法学研究会的事业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我深切地体会到，马老对刑科院的支持，绝不仅仅是基于他与高老的同窗厚谊和与我的忘年同乡情谊，更重要的是他对我国刑法学事业繁荣发展、做大做强的殷切期望，他相信刑科院是在开拓我国刑法学的宏大事业。所以我与同事们每每想到以高老、马老为主要代表的我国老一辈刑法学家对我们的信任与期望，我们便感受到光荣的使命与重大的责任，我们便充满了为开拓发展我国刑法学事业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力量。
四、马老生病住院期间
2010年7月8日，马老因全血过低而住进了医院，后来被确诊为白血病，但他本人一直不知。马老在住院治疗的近一年期间，我时常通过发短信和打电话问候他并了解病情，有时也在电话中向他汇报全国刑法学研究会暨北师大法学两院的一些重要工作，征询他的指导意见。马老对刑科院和全国刑法学研究会的工作一直非常关心，经常给我以中肯的指导意见。特别是2011年3月底我向他电话汇报了北师大刑科院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和支持申请加入PNI(即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网络)获得了接纳，刑科院将于4月中旬组团前往联合国维也纳总部与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签署加入PNI备忘录事宜时，马老非常高兴、连声赞扬，说这是刑科院向建成“中国的马普所”又迈进了一大步。
马老经历人生磨难和跌宕起伏，其人生态度豁达、积极、乐观。在这些年他参加刑科院暨全国刑法学研究会的一些学术活动中，有时晚饭后会安排大家到KTV娱乐，马老有时也乐于参与其中，也会在大家的鼓励下甚至主动地来一首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歌曲，或者是把拿手的《小放牛》唱得有声有色。马老数年前就会用手机转发“段子”和信息了;我也曾以此“鼓励”高老，高老后来居上，不但很快学会了转发信息，还学会了用手机自己写信息。为了表示惦念，也因为有些“段子”很幽默、或切中时弊或富有哲理，近年来我知道马老会收看手机信息后，就把马老纳入了我的密切“信友”的范围，注意时常选择一些有质量、有情趣的“段子”发给马老，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有时因出国、出差或“存货”不多或太忙而疏于给马老发“段子”时，还会受到他或者他身边的同事、学生的提醒。记得几年前一天我收到了莫洪宪教授的信息，说她和马老等正在新疆访问且正在汽车上，马老和她说“秉志怎么好几天没给我发段子了，你和他说一下”。我得悉后连忙接连给马老发去了多个“段子”，莫老师给我短信说：“马先生可高兴了，正在给大家念你发给他的段子呢。”我猜想马老这时的形象也大约成了同事、弟子们戏称的“老顽童”，此时我也颇感欣慰。在生病住院的近一年里，马老始终豁达、乐观，不仅坚持读书、写作，也一直与我和一些同仁们有“段子”往来。我粗略估算，这一时期我发给马老的“段子”大约近200条。这一时期我之所以更加频繁地给马老发“段子”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马老更快乐一些。直到目前，我的手机里还留存着发给马老和马老发来的多条“段子”，还舍不得删掉，有时翻翻看看，不由得脑海里浮现出马老的音容笑貌而泪盈眼眶。马老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如同他的学术思想一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马老与高老数十年的学术友谊历久弥坚。在生病住院期间，马老曾多次在电话中向我问及高老的身体并嘱托我要照顾好高老。高老更是时常惦念病中的马老，他不但多次通过我和武大、北师大的老师们关心了解马老的病情，还数次致电马老予以问候和宽慰，并且于2010年10月10日和2011年6月18日两次专程赴武汉看望马老。高老两次看望马老都是我陪同前往，我亲身体会了二老相互的惦念关心之情。
2010年10月10日，我陪高老专程由北京赴武汉看望已住院3个月的马老，我们带去了一些滋补品和慰问金，更带去了北师大法学两院师生们的惦念和问候。在莫洪宪教授等的陪同下，高老和我来到武汉人民医院马老的病房。在病房外间的会客室里，马老看到我们前来看望很高兴，握手问候后坐下交谈，我们关切地询问了马老的病情和身体状况，马老告知后一再表示自己精神还不错，每天除看电视新闻外还读专业书报并写作，马老接着又和我们聊了社会发展和刑事法治改革方面的一些大事，相谈甚欢，情意融融，其间医护人员几次进来示意会谈时间不宜过长，我们也怕影响马老休息而要告辞，马老执意要我们再坐一会儿，并恳求医务人员说;“他们是北京远道而来的，是我的老友，我精神很好，就让他们多呆一会儿吧。”就这样，原本看望要求的不超过10分钟，我们竟在马老病房呆了近1个小时。后来我们起身要离去时，马老紧紧地握着高老和我的手恋恋不舍，此情此景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2011年6月16日，我从来京开会的莫洪宪教授处得知马老病危已住进了重症监护室，17日我把消息告知高老并商定次日陪高老前去看望，18日一早我和同事王秀梅教授即陪高老专程飞赴武汉看望马老。那天武汉突降十多年未遇的特大暴雨，老天也像我们的心情一样在为无力回天挽救马老的生命而落泪难过。由于连续暴雨而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我们从武汉天河机场赶到武汉人民医院用了两个多小时，到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穿上防护衣，戴上帽子和口罩进入重症监护室，来到马老的病床前，马老刚刚醒来，人非常憔悴，但还清醒也能讲话，我们几位问候着马老并摘下口罩让他看清是谁，马老连声致谢。当高老说“我是高铭暄，来看你，老马你要多保重”之后，马老一下子意识到是高老来看他了，激动地说：“哦，老高你来了”，并试图要坐起来，医护人员赶快制止他。就这样，两位有着60年学术友谊的老人相互深情地凝视着，高老知道这是永别前的最后一面，而马老似乎还完全没有这种意识。五、六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医护人员催促着我们离开，马老抬起了手想和高老握手，高老也情不自禁地伸手向前，医护人员赶快制止说不能握手，并解释说马老因白血球很低，现在已没有任何抵抗力因而不能接触任何细菌，高老自然听从了医护人员的指示。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马老，考虑到恶劣的天气和严重堵塞的交通状况，为了赶上当天下午4时的飞机，我们没有顾上吃午饭，从医院出来就冒雨直奔机场，路上我和王秀梅教授都在有意识地和高老谈论其他一些话题，以转移和冲淡高老的悲伤心情。回程又用了两个多小时，匆匆在起飞前半个多小时赶到机场，却又得知因天气原因起飞时间大大推迟了，我们办完登机手续坐下来吃午饭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我因转道去外地讲学而由王秀梅教授陪同高老返京。晚上9点多钟接到王秀梅教授短信知道她已把高老安全护送回家时我才松了一口气。6月18日这天，从早上6点多动身去首都机场，到晚上9点多回到家中，83岁高龄的高老一天由北京到武汉往返15个小时(其中包括在武汉大暴雨中车上的5个多小时)去看望病危中的85岁高龄的“学长”马老，这就是二老间深厚的友谊。我之所以和莫洪宪老师商量并尽快促成这次陪高老前往武汉探望马老，就是想让这两位同为我国刑法学界泰斗的老前辈能够最后再见一面、再说说话而不要留下遗憾，由于对高老的身体状况较有信心而仅有略微的担心，但没有料到那天武汉的天气和交通是那样的糟糕，所幸二老既见了面而高老又安然无恙。
马老大我整整30岁，我与马老结交近30年。在近30年的交往中，马老由中年走向老年，我从青年步入中年，彼此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忘年情谊。可以说，我是马老许多编外学生之一，也许我也是与马老有深交的晚辈之一。我的学术成长有着马老的关爱与扶持，我为之努力奋斗的学术事业有着马老的指导与支持。一代学术大师溘然长逝，学生晚辈无限缅怀追思。以上所叙，乃表达此种心情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