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年初，准确地说是元旦那一天中午，凭着我的经验和直觉，似乎就有着一种不祥预感，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然就这么快地使我写下这些文字，来送别挚友、学人邓正来先生。

正来是去年年末住进肿瘤医院的。医生告诉他，2013年新年上班第一天，医院将通过专家会诊拿出治疗方案，元旦休假之日，让他好好休养。

但正来就是正来，以他一如既往的豪情和气概，首先是开通了微博，把自己的病情广而告之。接着，他让我邀请一些在沪的学界朋友新年小聚，“我想邀请哪些人你是知道的”， 他说。

我于是邀请了，在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共进午餐。

本来，好几位学界朋友已经安排了其他的活动，但听说病中的他希望见面，一个个地都早早地等候在预定的酒店里。其中好几位都是好酒之人——和正来以前一样，但鉴于正来的情况，都表示当日戒酒。

当正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心寒:他的脸色、神态，和我三四天之前所见，完全判若两人。他声音略显嘶哑，作了一个现在看来是非常珍贵的最后一次比较正规的告别讲演。首先，他介绍了他的的病情；然后，他告诫大家，四五十岁以后最好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最后，他表示会坦然面对这个病情，并满怀信心地期待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言谈中，他提及一个情节，当时听来就毛骨悚然:早上手机铃响，显示来电人是“朱维铮”，吓得女儿都不敢接。他接了，是已故朱先生遗孀问候他的。但家里的电话没有改过来，还是朱先生的名字。正来称朱先生为大哥，两人经常对饮畅叙。

那天，他和大家同桌也就是十分钟光景，我们在留下了几张合影之后，送他回到了医院。童之伟先生把我们的照片放到了他的微博上——真想不到，很快就成为了历史史料。

这个无论于形于神都坚强挺拔，并富侠客气质的老邓，与病魔抗争了整整一个月后，终于离别而去。这两天，因为他，我突然觉得似乎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医学的价值和意义了。

就是在去年12月20日左右，他到我们社联开会，会后照例到我办公室稍坐。那时的精神状态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只是记得他说，近日似乎胃有些问题，希望我介绍他到华山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大概也就是在同时，他和交通大学郑成良兄也说了这个情况，成良兄很快把他安排到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检查。

那时候，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期间收到过他的一个短信，说初步的检查结果不妙，我还回短信安慰了他一下。26日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去医院看了他。那时，他还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了在医院检查的情况，那股镇静坦然之气，今天回想，着实令人敬佩。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可是这“乐”“悲”之间竟然相隔如此之短，也着实让人捉摸不透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知道有个叫做邓正来的人，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还有《中国书评》，颇有些影响，几成青年学者的必读。还知道他挑起了诸如关于“市民社会”、“学术规范”等等的学术讨论，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一直没有见过其人。虽有一点崇敬之意，但似乎也没有那种非见此人不可的愿望。

然而，或许我和他有着某种缘分。

2008年的年初，冬春之交，百年未遇的大雪使申城披上了银装。一天上午，有位教授给我打来电话，称邓正来先生有意加盟复旦，并说有关邓先生的材料已经发到我的邮箱。我当时作为校长助理，协助校长主管文科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于是随即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校领导一看材料，当即说，请邓先生过来面谈，一切费用由学校承担。

邀请邓正来先生第一次来复旦洽谈的故事，后来被他多次在酒桌上谈起，以此来笑谈当时我对他的崇敬。每每谈起那些情节，他总是有些文学加工、眉飞色舞。

他说，那天老桑让文科科研处处长亲自到火车站接他，处长把他接到校内卿云楼宾馆就走路了，老桑亲自陪着他用早餐。当他拿出自己的名片给老桑时，老桑竟然要他亲笔签名，说要珍藏；早餐之后，老桑安排他参观复旦校史馆，并叫馆长阿发弟亲自接待亲自讲解，阿发问老桑，那是何方神圣？老桑跟他说你不要问他姓甚名谁，只管接待讲解就行；后来，还是由老桑亲自驾车带他参观了江湾校区，参观了光华楼，还在步行街上请他喝了咖啡……如此如此。

就这样，在以后的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里，我作为学校领导与正来的“桥梁”，经过反复的咨询和论证，也经过与正来反复的磋商，达成了他进入复旦的一整套方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成了对方的“新相知”，乐在其中。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就是这样为正来创设的。

说实在，请正来到复旦，由他单枪匹马组建一个高研院，给了他光华楼东附楼第28层整个的楼面以及一笔可观的运行经费，学校主要领导的“风险”和“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他到底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究竟会带来什么？校内外那么多眼睛注视着，校领导的心里也许并不太有底。我想，或许正来本人，当时心里的谱也是不太明晰的。

根据学校主要领导的要求，在关于正来以及高研院问题的整个决策过程中，我走访了好多位相关学科的教授，有学界前辈，也有学术新人。他们的看法虽有不一，但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即认为复旦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给具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学者以机会和平台，所以都非常赞同正来的加盟。

后来的事实表明，在正来主持高研院的这些年里，他确实为复旦的学术、为上海的学术因而也为中国的学术，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他那高高的28楼上，可以说真正的“谈笑有鸿儒”。他请来了诸多当今世界的著名学者到此讲演，而每次讲演时，总是里里外外都站满了年轻学子。读书期间，学生能够与世界顶级学者面对面、言对言，其教育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在如今这个时代，说有人要托人“走后门”去听个什么讲座的，似乎也难以使人相信。然而，我还真的为这样的事情到正来那里走过多次的“后门”：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说要去听高研院的讲座，参加他们的暑期读书班，不需要任何证书，怕进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轻人要学习总是好事，因而，这样的事情，我满口答应，正来也爽快接纳。

我非常佩服邓先生的学术组织能力。他凭借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可谓“呼风唤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多学人都是他的“哥们”。事实上，他自己就是很“哥们”的性格。

据我所知,还有很多手头的事情没有做完。译稿，专著，其中听他说起有一部80万字左右的关于中国问题思考的专著应该完成差不多了，现在也不知如何。还有，他为我们上海社联主编的《上海学术年度报告》，两期下来，社会印象不错。就是10多天以前，他还委托他的学术助理国东给我们写来信函，一是希望把《上海学术报告（2011）》的发布会推迟到他第二个疗程之后，二是希望在春节之后继续启动《上海学术报告（2012）》的工作。但是,现在……

在复旦，我们有被他称之为“俱乐部”的活动，隔一段时间，找一些学界朋友畅饮畅叙，抒发情怀。他好茅台，所以在我们这个“俱乐部”里，有所谓“喝酒喝茅台，此人邓正来”的说法。当然，此话也就是讲讲而已，没有茅台的时候，也就再说一句“喝酒偶尔换品牌，此人还是邓正来”，把他逗乐了，就照样喝下去。

我尚不清楚他后来的病是不是与他好酒好烟有关。然而我相信，即使是生命科学，也不能证明这其中的必然联系。

斯人既去，万事无趣。自正来患病之后，我们这个所谓的“俱乐部”就没有再开展过“活动”。我不无伤感地想，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少了一位创始会员，少了一位能够发动酒桌话题以及学术话题的侠客般的学友，“俱乐部”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再有原来的色彩和氛围了。

哀痛之际，思绪万千，物有常理而人生无常。愿正来先生安息。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