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我们见了最后一面，之后闻说他生病住院，紧接着是噩耗。一个人如此来去匆匆，仿佛急不可待地追赶着什么，走了。

三十年大学毕业聚会，据说一半是他的主意。联络寻找，一切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网络，电话，呵，发挥想象力吧，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三十年前的那些熟悉脸孔，一百多张哩，又浮出水面。三十年，对一个人生来说，不是很短的时间，但看博客里，仿佛个个都是成功人生，邓正来同学，算是其中之最罢。

厚积薄发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征。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清淡的时代，文化除了政治外，一切都比较单纯，我们那时还算是孩子，对政治也算糊涂着，怀着很稀薄、很单一、很狭隘的生活观念，同时又怀着很浪漫、很清远的思想感情，但正来同学与众不同，他那时已经有了成熟的政治思考，已经有了绵密志远的政治思考。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物质上，精神上，文化上，感情上，我们经历着无以复加的朴素熏陶，斯巴达式的朴素，但却高远，至于高远于何方，无从细想，也不可能细想，仿佛所有的人都胸怀大志，或说理想，而且是强大的、统一、专注又不甚明确的理想，好像也不是自己的理想，但正来同学与众不同，他的理想何其具体，而且一以贯之，因此他成为了中国当代的著名法学家。

作为古老的东方魂灵，我们更习惯接受外界加与给我们的一切，然后毫不犹豫地为之奋斗，像中世纪那些勇士，为某一道命令，勇猛直前。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目的，而是大多数人更愿意随顺。但正来同学与众不同，他更看重自己个人的奋斗，并感受这一奋斗的过程，以及奋斗过程的极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独立学人的存在就这样被书写，在五十七岁时，被画上句号。老实说，太早了点。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关，谁能透过？”古人的语言。

我愿意相信，正来同学是得道之人。

三十年前的那四年中，三十年前那浓缩生命精华的四年中，我们同学一百来号人在歌乐山下共度寒窗，也常常为一己意志而周折而挫折而妥协，纯净的心灵可能开始变色，偶尔也生出些瑕疵。但凡人，谁又不是生活在性情之中，有时候难免为同室、同桌、同班、甚至外班的情况而动心，动情，以至于伤心的情形也不是没有的，伤感情的情形也不是没有的，然而更有大无畏的行为哩！那无辜淳朴的四年，那果敢无畏的四年，那为厚积薄发准备的四年，为三十年之后，分离了的人生道路，可以重新汇聚；舒散了的同学感情，重新凝固。这一切，或是正来同学冥冥中的愿望？让我们再回忆起人生中最精彩、最宝贵、最容易感激、最容易宽恕的那四年？

东方中国式灵魂，奋斗是肯定的，是不得已的，这是完全无法错过的生存模式，因为生活方式很单一，很熟悉，很习惯，大家都在一条路上行走，至于去哪里，那是先人已经替我们想好的，现在只需要埋头走就行了，甚至连抬头也不需要，更何况看天。我们不习惯看天，但我们仍然要奋斗，这在中国的氛围中，表面上是容易的，其实又是极其不容易的。你不需要绞尽脑汁为自己设计奋斗的形式，大家都过着同一种生活，你照着做就行了，只是更加用力些，中间有多少人情，多少同情，多少温暖，抑或更多的是艰辛和困难，说穿了，都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回报，正来同学仿佛很早就明白了这点，他比我们其他同学，经历更加险峻些，他十四岁当童工，少年是靠偷书满足自己的求知欲……那个年代，一个少年，算是睿智罢。

两年前，路过上海时，见了他一面，他似乎不经意地说，在他内心的深处，内心的某个隐秘的地方，他总渴望着新异，向往着陌生，希望冒险，希望能够拓宽人们的生活！他的话让我立刻想起三十年前的熟悉。正来同学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着精神，不顾存在的安全，不求浑然的满足，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哪怕撞上极限也在所不惜。人生这样过，自古少有，而当年的邓正来，却已对此纯熟精炼，他要脱离惯性滑行，脱离大流中滑行的安全。

三十年前，我们虽然熟悉，但还不是那样的熟悉。那时，一百来号人，分在七个班里，年轻，无比的年轻；单纯，又不是那样的单纯；虽然少年时的羞涩和懵懂还没有完全褪去，但世故已经萌芽；虽然已开始一本正经地安排着，计划着，但仍然在黎明时刻的美梦中迟疑着不肯醒来。周遭，伊甸园般的氛围；生命，在憧憬中、梦想中渐渐舒展。各种各样的性格、情志，不排除善与恶的诱惑和影响，也不排除善与恶支配下的行为，留下的温馨和留下的伤痕，在那样的年华，在生命绽放的时刻，绚丽和瑕疵各自寻找着适合的依托，寄身柔嫩的花瓣，也不是没有的，但，正是这一切，构成了生命的绚烂。

正来同学性情乐天，接人待事平淡和善。那时只知道他总是逃课，总是混迹于东山西政大学的老师和学子中间。没曾想，他那时已经开始兑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开始思考更高层次的问题：法学，为中国指出未来的关键学科。“一个人演绎自己的生命，只要美丽，回避悲壮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次见面告别时他这样说。

记得当年正来同学热衷足球，擅长雄辩，偶尔也引吭高歌，伴着他的吉他，声音并不惊人，但有种特殊的、非常现代的感觉，不过我知道，他最爱的，除读书外，还有买书。82年毕业时他考上北京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去北京口试，没忘记买书，其中有一本李泽厚著的《美的历程》，毕业时他送给了我，成为我以后生活的启发，到今天我还为此感激他。奇怪的是，我虽然没有与他同班，更不知什么因缘，如春同学回忆时说，两人见面就“掐”，仿佛狭路的冤家。

重新找到邓正来同学实属偶然。从上海回欧洲的飞机上，随手翻杂志，一篇文章评论邓正来新作《西方政治史》（记不确切），下面居然有作者的邮箱，抄了下来，回去立刻写邮件询问，才知道邓正来住在北京，在吉林大学任教。发了一份邮件过去，好久才有回复，原来他已经是个学术大忙人。

我愿意把他看成我们同学中间稀罕的人物，好奇他的灵魂究竟经历了何种世界，他很似欧洲巴洛克时代的游历学者，又似启蒙时代的独立知识分子，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完全不计物质存在之安危……。他就是这样，自小从上海到了四川，后来到重庆，到北京，到深圳，到长春，到上海……不同的生活，但为学几乎不间断。

他或也深谙生命如音乐，有起伏的旋律和快慢的节奏。可不，生命没有快乐，没有爱情，没有知识和智慧，算什么呢？听说他的生活也曾经布满阴影，坎坷非常，也曾经艰难不堪，由于他的“三无”（无单位，无工资，无住址）身份，由于他对学术的执着，他甚至被称新中国的第一个独立学术人，他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奋斗成为他飞翔的翅膀。他后来竟飞得那样地高。

我们那一代人，几乎都梦想和经历过浪漫的恋爱，中间不少告别的篇章是一大遗憾，但三十年后见面时，伤心和喜悦之余，发现我们并未成为冤家仇人，我们甚至还眷顾着对方，为久远的过去流泪惋惜，仿佛那段感情并未冷却，抱怨的同时更多的是怀念，人之常情，人之年轻的证明，生活毕竟是具体的，什么成分都有，认识生命的全部含义，就是爱，就是不断行走，可以屈服，可以爱不同的人，爱平凡的人，结婚，组织家庭，做父亲。邓正来，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生活有时就像一场战争。胜负如何不要紧，因为最终，一切都是死神的战利品。

三十年前的我们，虽不成熟，但已经学会轻蔑，学会嘲讽时代，因为我们当时是时代的牺牲品加宠儿，时代蹂躏我们的同时也拯救、铸就了我们。我们被幸运冲昏了头，不知道过去仍沉重地跟随着；当具体的生活已经开始，并不知道生活需要更多的理性而不是激情。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已经面临各种诱惑。挫折后，对同情和宽恕的渴望和感恩，那况味像夏季黄昏渐渐降临，温和中，经历成熟的美，性情走向低调……，仿佛歌乐山的松林，坦然地立在山坡上，耐心等待入云的未来——。今年重阳，见到邓正来同学时，就是这样的感觉。学术上，他可能已如磐石耸天，但于生活，他好像更愿意妥协了。

我们的毕业三十年聚会上，我拉他到一边，问他是否准备妥协，他毫不犹豫地说：

“可以妥协，但必须真实，真实最最重要。”

昨天观雪回来，见到春同学的留言，说邓正来同学终于走了，惊震悲痛时就忽然想到了这许多，捉笔书写时才发现心里满满是对他的怀念，无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