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语说老邓
陈夏红
夏红按：七八年前应《法制日报》马霄雷兄之约写得有关邓正来先生的人物通讯。邓先生慷慨接受采访，使得我有机会能在其北七家府上闲聊一个下午。这篇文章即为采访结果。当时经邓先生审阅，除改掉几个输入法导致的错别字外基本原封不动。重发旧文，再致哀悼！
三言两语说老邓
陈夏红
倘若是跟他比较熟识的朋友，宁愿称邓正来先生为老邓。
邓正来不是一个很高调的人，但他的名字依然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关键词。邓正来的学术著作已然等身，坊间关于他的文字，事实上也已为数不少。浩如烟海的材料并没有给我们了解邓正来提供方便，反而让人觉得有“不识正来真面目”之感。那么，邓正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不才愿就视听所及略展笔墨，倘若画虎不成还请方家赐教。
天天抄《金刚经》
对于学问人或者艺术家，人们的评价总是比较宽容，学问人较真，艺术家乖张，不管和常人有多么大的不同，公众宁愿将之看作个性的表现。作为学问人，邓正来身上就有不少这种让人觉得惊奇而又一笑置之的爱好。
对邓正来不同的访谈文字中，总会提及这么一个细节：在他的书房未名斋北边的大阳台上，摆放着一个极大的书桌。书桌上总是会铺开宣纸，邓正来只要在北京，几乎每天都会用公正的楷书抄写佛经，而《金刚经》又是其抄写遍数最多的佛教经典。《新京报》记者张弘造访未名斋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这里往北望去，是一片开阔的田野，那里有朴实无华的泥土，也有郁郁青葱的绿色。远山隐微，白云淡泊，一切静谧而安详，广阔而纯净。一时间，我不禁胸中杂念俱灭，颇有出世的冲动。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远离了俗世的权力与纷争，在北郊这一方读书人的净土上，在无穷无尽的知识世界中，邓先生享受着他的‘寂寞的欢愉’。个中的美妙与从容，外人岂能尽知？”邓正来之与众不同，可见一斑。
红旗蜜水中的童工
今年二月，邓正来刚过五十大寿，正是古人所谓知天命之年。他恐怕还没有忘记四十多年前的童工岁月与偷书经历罢？
邓正来在上海读小学，小学二年级即考入上海外语学校。这所学校是一个很贵族化的学校，在全上海小学生中遴选尖子生，考入后即开始寄读，每周回家一次。在上海外语学校，吃的是西餐，讲得是外语，教书的都是外国人，所以文革一开始这所学校就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再也没有当年宋庆龄、朱德、陈毅当年造访时的风光。1969年，14岁的邓正来随父母内迁四川支援三线建设。
在四川邓正来开始了童工生涯。据他自己讲，其实当时还是蛮想读书的，但家人告诫他不能读书，要读书的话就得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所以就走后门进了工厂当“童工”。邓正来告诉笔者，“我那个时候特别困惑，因为当时在上海条件不错，父亲是老干部、党员，自己又被认为是优秀学生，长在红旗下、泡在蜜水中；而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那些小孩儿才会瘦的皮包骨，为资本家打工，天黑了也回不了家。我们这种人是泡在蜜水中的人，我怎么14岁也居然当上了童工？”在我追问他独立意识的发轫时，邓正来提到了那时候的困惑，“那个时候不懂理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对童工的困惑却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和谁有权利把我规定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当时只是一种朴素的想法，凭什么我生活在红旗下我也当童工，这太荒谬了！”。
但即便有这样的困惑，邓正来还是本能地顺应了这种现状，甚至个儿还没有车床高的他，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厂三个先进工作者之一。邓正来指出，“工厂的8年是我性格形成的时期。就是在那段时间，养成了我真诚、认真、平实和不卑不亢的性格。”
内江窃书记
做工之余，邓正来依然保持了读书的习惯。受他的爷爷的影响。从小就一直喜欢读书，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龄人一般都在看《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小说，而邓正来却已经读了《西厢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繁体字版竖排本的中国文学经典著作。邓正来说，“后来，当我知道雷锋在夜里拿手电筒阅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心里还在想，我早就用手电筒阅读中国文学经典了。”
在好几篇文字中，邓正来都提及了内江偷书记：“那时有一个习惯，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工厂徒步到内江的人民公园去。第一是去那里喝茶，第二是到公园里那个被封起来的藏书的屋子里去偷书，我每次都是从后窗爬进去偷书的，一般一次偷5本书，看完了以后如数还回去。当时偷回来看的有外国经典的文学名著像《罗曼·罗兰文钞》等等，还有就是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类学术著作及西方人物传记。在那个时候，我偷书的事情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连爸爸妈妈都不敢告诉，而是把书藏起来偷偷地看。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些绝对是‘反革命’的书，根本不能看。”
在一次“行窃”的过程中，邓正来被看管那些书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邓正来告诉笔者，被他逮住的时候，当时非常恐惧，只能认真地告诉那个老右派，每次看完的书都还回来了。但是他不相信。于是邓正来又告诉他，什么书在第几排书架上，什么书里面折了页码，折页码的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地方又是拿铅笔画的。结果那个老右派过去一看，发现邓正来说的都是真的。这个老右派也是一个读书人，他见邓正来这么爱读书，就说，“从此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被人抓住你就是现行反革命，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告诉。”
读史者阅读至此不禁感慨，倘若当时这位不知名的老右派义正词严地向专政机关举报邓正来的现行反革命罪行，邓正来能否活到今天肯定是个未知数，而中国学术界丧失一个优秀的学者，则是毫无疑问的。
西政78级11班班长
在受聘为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的典礼上，邓正来颇为幽默地道及这么一个事实：前两年，在一次西南政法大学1978级学生在北京的聚会上，这批西政校友不仅邀请邓正来参加，还认命邓正来为西南政法大学1978级11班的班长。邓正来并非西政学子，西政78级当年只有10个班，又何来11班班长一说呢？
1978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在学校里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差不多把在大学里应该学的东西全部自学完了。大二的时候，他就开始一边上课一边“逃”课，常常去与四川外语学院一墙之隔的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听课。就这样，他成了他们那边的学生。
在西政旁听的岁月里，邓正来不光深入了解了卢梭、洛克、康德、休谟等著名哲学家的思想，还碰到了对其影响颇大的罗世英先生。“他是当年西南政法学院最优秀的老师之一。罗世英先生是国际法教授，那时他单身一人。每天晚上，78级的高才生都会去他家里聚会，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沙龙，这个小沙龙结束以后就是我与罗世英先生的单独交流，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跟他在一起喝茶、谈学问。他看到我爱好学术，又读过很多书，所以非常赏识我。我认为自己就像他的一个私淑弟子，但是他不这么看，与我兄弟相称。”邓正来在自述中这样描述罗世英先生。
通过这种“旁听”与“偷拳”，邓正来亦了解了李浩培、王铁崖、陈体强等国际法学者。这些学者当时都是外交学院的教授和兼职教授，所以邓正来1982年大学毕业后慕名师而来，考入了外交学院读研究生
有“定时性胃炎”的研究生
在外交学院的几年，是邓正来最愉快也是最不愉快的几年。
最愉快的是，在外交学院邓正来师从李浩培、姚壮先生读研究生，时时受教于李浩培、陈体强等大家。人们常说遇到名师是缘分，邓正来在几位大师门下可谓如沐春风，当时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尽管没有拿到研究生学位，但是却在离开外交学院不久就在法律出版社出版。1984年，邓正来在读研究生期间，便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处女作《昨天·今天·明天》。
我着意让邓正来给我讲讲陈体强的行述。在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国际法学方面的学者大都得到了任用，但这里面也有不少被打为“右派”的，如王铁崖、陈体强。而王铁崖在晚年则枯木逢春，再写人生华章，而陈体强则匆匆离开这个世界。邓正来告诉笔者，陈体强先生是一个老右派，他入校的时候陈体强就是大牌教授，学生们都很尊重他。“他很少说话。他在走廊里走路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走路比较匆忙，但是他不看人，他老是低着头走路，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和反右运动使他非常忧郁。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老人，特别的有才。”邓正来坦陈，陈体强等老一辈学者留给他的最大的财富就是培养了他“追比圣贤”的品格，他们永远不会让学生只看自己的书、某一个人的书，永远会告诉学生书山有路学海无涯。
但外交学院也给邓正来留下了一段灰色的记忆，甚至留下了所谓“定时性胃炎”，一到开大会等等集体性活动时，邓正来说他胃就开始作痛。长期习惯了自学，必然意味着大量的逃课，而这一点以及其他的事情使他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1984年深圳蛇口开发区制定选举法，邓正来当时“逃课”前往襄助，后来开发区还特地给邓正来写感谢信，但这并不足以改善他与学校的关系，他的毕业答辩被一拖再拖，最后拖到不了了之。
外交学院还让邓正来郁闷的是无所不在的“秘密”。“这种情况已经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在当时，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所谓的秘密。所谓‘外交无小事’，搞的很神秘，而现在一看那些事情，什么秘密都不算。”邓正来说，“正是在与各种体制交往的过程中，我在自己的心里渐渐形成了一种对主流的警醒或批判意识，而这在理论上讲，就是个体意志在与形成共意的各种体制之间保有一种反思或批判的基本姿态。”
在地铁站流浪的“三无”人员
离开外交学院后，邓正来离开了体制，成了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学者。大约是在1987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这种个体户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邓正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收入。接受记者访问时，邓正来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感受：“记得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整天背一个书包（里面全是我要看的书）到处跑。我把铺盖卷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他帮我收好。等他下班后，就把办公室钥匙给我。我就把铺盖卷打开，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书、睡觉。一大早，我又把铺盖卷收好，然后出去。如果晚上与朋友聊学问聊晚了回不去了，我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在地铁站里跑步，以抵抗严寒。跑热了，我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当时惟一的希望，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是盼着头一班的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地铁车厢里就暖和了。”“在那个计划的时代，与现在很不一样，做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会被很多人瞧不起。我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一般都是写下书名，然后请好友帮忙借。有的时候还会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我就谎称自己是某学校的学生，搪塞过去。”
靠着稿费收入和当时在一些外语培训学校代课的报酬，邓正来度过了了人生的严冬。他的生活在1990年左右好转，而学术及其志业也迎来了丰收期：如创办在中国学术界影响极大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等。
关里关外邓正来
邓正来总喜欢用“出关”或者“闭关”来描述他的状态。
2003年春，邓正来受聘为吉林大学教授，他的身份由独立的体制外学者变成了国家学术体制中的一员。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关”，这里的“关”恐怕并不仅仅是指山海关，而是他五年前开始的所谓“学术闭关”。在这次为期五年的“学术闭关”期中，邓正来宣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三不”原则，即不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活动和进行公开学术演讲；不接受出版机构和媒体发出的“命题作文”式约稿。
而在成为吉林大学教授后，邓正来不光频频出入于山海关内外，亦逐渐地走向了网络等多样的平台：开办“正来学堂”学术网站、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长文用真名发布在BBS“关天茶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这三年多，亦成为邓正来所谓“体制中的体制外”时期。这段时间，邓正来较之以前更多地出现在了媒体和学术会议上，频频就学术界内外的公共事件发表评论。这些言说最终形成了《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小路上的思与语》两本书。
“从明年开始，我将开始新的一轮体制内的‘闭关’，”邓正来先生告诉笔者。
“这个‘闭关’对您而言又将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是两个大的领域：一方面，我会继续我以前做的关于西方法律哲学或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我现在身在法学院，我可能会对西方法律哲学做一个比较大的清理和研究。这个工作一直在做，当然也会继续做下去。另一个方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尝试提出一个中国自己的法律哲学。我希望我在新一轮的‘学术闭关’中进行的学术研究，能够与以前‘闭关’时做出的研究成果一样，使自己感到满意。”
2006年12月10日于昌平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