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2013年1月24日），我习惯性地打开微博想浏览一下有什么新鲜消息。在我打开微博的一刹那，看到了一个关于邓正来老师学术贡献的微博，我心中不禁一紧，联想到邓老师这个月以来一直在和胃癌做斗争，就赶忙去邓老师的微博看了一下，微博上有一条转发的邓老师女儿发的邓老师去世的消息，瞬间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跟小平等邓老师门下的学生比，我与邓老师关系没有那么近，作为学生和同事只是有机会在一起吃吃饭，偶尔聊几句。也许是自从我父亲因肺癌去世后，我越来越容易流泪了吧。

对邓老师的知晓是从我上研究生之后开始的。那时候吉大北门的一个小书店里有邓老师翻译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有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些几乎是当时法理学学生的必读书。我也攒钱买了下来（当时我的母亲患有肝硬化，买书的钱只能从每月200多的硕士研究生补助里挤）。当然比较惭愧的是直到今天哈耶克的书我也没精读。

2003年，经张文显老师邀请，邓正来老师来吉大法理中心工作，当时我的内心很是激动，毕竟邓正来老师当时誉满中国，作为学生谁不想接近这些著名的学者，并从他们那里学习知识呢！

邓老师的到来给吉大法理带来的一股清新的空气。他带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研读英文原典，名为“原典精读”，并组织了“小南湖读书小组”。邓老师强调学生一定要“读书”。这些毫无疑问极大地影响了吉大法理，直到现在。

后来2008年邓老师离开吉大去复旦成立高研院，邓老师的离开对于吉大的学生而言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从此没有人带领阅读原典了。由于当时我的兴趣主要在形而上学，我更多的是听吉大哲学的王天成老师讲康德黑格尔，私下里看看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没有像小平、朱振他们一起跟邓老师上“原典精读”，由于兴趣爱好的原因，“小南湖读书小组”我也只参加了一次，更多的时候是给他们拍照（我当时留校负责管理法理中心网站，“正来学堂”我也管理过一段时间，要把中心学术活动的情况发布到网站上），只跟着邓正来老师读了沃勒斯坦的《所知世界的终结》，还幼稚地把沃勒斯坦批判了一番。但我深深地认同邓老师阅读原典和读书的观点，自己也打印和复印一些我喜欢的英文书，拿着字典慢慢地看。

2004年的时候，我在《法制与社会发展》发表了《权利冲突》一文。有一天邓老师在东荣大厦三楼（当时法理中心在那里）走廊里见到我，跟我说，你的文章很好。当时我的内心很激动，一方面是文章得到邓老师这样的学者的认可，另一方面感觉邓老师真的很关心学生（我当时同时在读在职博士研究生）。不过邓老师对我没有像小平、朱振、张琪、宏伟那样跟着他读书、研读经典可能也是持批评态度的。2010年邓老师回吉大参加博士答辩，在一起聊起来，我对当时法学界重新回到不读（西方）书，片面强调中国问题表达了不满（西方法哲学的文章很难发表，很多杂志都几乎不发这类文章）；邓老师说，“你走偏了。”邓老师说话的时候，眼神似乎能刺穿我的脊背。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不过，对他的话，我深以为然。邓老师的话是批评，也是期许。也许我就是一个喜欢剑走偏锋的人，学着法理看哲学书（形而上学），如果真学哲学，可能就学着哲学看法理书了。

可是现在邓老师永远地走了，他可能不知道，我内心是深深地认可并支持他的很多想法和观点的。

可能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邓老师在开通新浪微博的那一刻起，我就时常上去看看，1月15日之后好几天没有更新，我就十分担心。1月24日，担心成了现实。唯有邓老师的微博@邓正来2013记录着他与癌魔做斗争的记录！真应该早日去上海看望邓老师而不是仅仅发了一封他可能没有看到的电子邮件！我心存侥幸，邓老师能战胜病魔，或者至少能坚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邓老师喜欢喝酒，也许邓老师真的应该早日戒掉这个不良嗜好！

邓老师永远地走了，留下了很多计划没有完成，很多书没有翻译。也许每一个这样的大人物都会留下这样的遗憾。

人的一生就是在遗憾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