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得知了邓老师去世的消息，心情很沉重。下午出去办事，恰好路过了邓老师在北京的家，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我曾与朋友们数次去过邓老师家里，每一次去都有一种“胜读十年书”的感觉。邓老师会用他清晰的思路指导我们如何都书，评点学者和著作，他对学术的执着精神更是对我最好的激励。初识邓老师之时，他还是一个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了解中国学术体制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一条如何艰辛的道路。但是邓老师始终坚持不懈，甚至于面对这个烦躁的社会选择闭关多年。我也曾有过一段体制外的学术之路，所以更加钦佩邓老师对学术的坚持。

邓老师对学生总是很慷慨，每次去他家里，除了义务指导读书之外，还会送书、请吃饭。我还有幸忝列邓老师主编的《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的学术助理。

邓老师曾经向我们描述过他的学术计划，他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却未及回答就离开了。人生总是会有不了了之的事。

邓老师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这在以低调、谦逊为美德的国家里算不上优点，也为一些人所不喜，对于他的学术著作也存在着各种评价，但他对学术的执着精神、对中国学术规范建立的贡献、对学生后辈的提携却是无可指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