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兄正来仙逝，悲痛和惋惜之情难以言表。邓兄病得突然，走得匆忙、潇洒。
2012年12月22日，邓兄主持召开了复旦大学高研院的一次学术年会，晚上还提着瓶茅台，端着个酒杯到处敬酒碰杯。没想到两三天后，就从朋友那里获知邓兄患上了胃癌，且到了后期。
知道邓兄患疾后，我即在华人哈耶克协会小圈子的公共邮箱中发布了这一不幸消息，粗数了邓兄的学术贡献，吁请朋友们为邓兄祈祷，希望他能战胜病魔，早日康复。自获悉邓兄患病后，我在内心中也一直乐观的地相信，邓兄是个坚强、开朗和有极强信念的人，这次一定能战胜病魔，重新回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圈子发挥他的引领地位和影响力。连半点也没想到，一月不到，他就这么快地走了。
知正来兄患罹恶疾住院后，一直想去看望，但因近期多次来回奔跑于京沪之间，感到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家父两个多月前刚刚过世，重孝在身，曾不敢参加自己学生的婚礼，也不敢妄去任何人家中走动，故在内心深处，隐隐含着自己服丧期去医院看望患重症住院的邓兄怕给他带去任何半丝不吉利。正是处于这一考虑，总不想、也不敢一个人去医院看望邓兄。
元旦前，清华许章润兄来沪。本来有想张口约章润兄一起去医院看望邓兄的意思，但奈何他匆匆来沪，第二天又匆匆返京，也没有机会张口。就前几天，又想约上海的几个朋友或带自己的弟子们在年前去医院看望邓兄，没想到他在24日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现在，俗灵两界相隔，哥们情谊犹存，却再无机会与邓兄聊天吃酒了。留在记忆中的，惟有12月22日那晚在复旦复宣宾馆小厅中与兄碰杯时的他那消瘦、有些疲惫、但仍不失英雄洒脱的音容笑貌。缅怀邓兄之情，只能抹下泪水，写点文字，以祭奠兄在天之灵。
我与邓兄正来结识甚晚，说来也有几年的时间。知道邓兄的大名和学习邓兄的思想，稍早一点，那也只是1998年归国之后的事。可能与许多朋友一样，与邓兄的结识，缘起于研读邓兄对哈耶克的著作和思想的翻译和诠释。
早在1987年出国留学前，我就知道哈耶克是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了，并曾动过与老友冯克利一起重新翻译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的念头（之前有南开大学校长、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滕维藻先生一个内部发行的译本）。1987年出国后，此念也随之烟消云散了。1989年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完硕士后，因当年国内发生的大事件，无法回国，滞留在澳洲后有点闲暇时间，便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斯·韦伯和哈耶克的著作。对韦伯的思想，因之前比较熟悉，读起来比较容易，但在国外啃读哈耶克著作的英文原著，当时觉得甚为吃力，总感觉云里雾里，不得要领。
1998 年4月，复旦大学邀我回国来做一次求职面试，随即在复旦附近的书店里买到了正来兄翻译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一译《自由宪章》）。当时在书店中看到上下册的《自由秩序原理》，即感到如获至宝。在回澳洲的飞机上，就开始阅读，一口气读了下来，觉得如醍醐灌顶，感觉开始进入了哈耶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世界。尤其是读了正来兄为这本书写的长序，更感茅塞顿开，收益良多。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多年来一直把正来兄视作为我进入哈耶克思想世界的引路人。随之，邓正来的大名，也默默记在心底，多年之中仰慕得很。
尽管从时间上来说我知道哈耶克的名字比知道新制度经济学学家科斯和诺思的时间更早，但最先进入其思想并很快喜欢上的经济学家，却是道格拉斯·诺思。1998年9月从澳大利亚回国执教复旦后，第一学期向96世经系本科生开的比较经济学的课上，首先是介绍就是哈耶克的思想，再就是诺思。邓正来的名字，也在班里讲课时多次提到，并在正来兄曾任主编的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秋季号上发表了“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尽管自1998年之后在学术思想上对正来兄心仪已久，也经常赴京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但是与正来兄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多年之后的事了。2005年5月下旬，第一届华人哈耶克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西郊香山宾馆召开。在那次会上，才第一次见到正来兄。因为大家都是在研究哈耶克，与正来兄见面之后，一见如故，聊得甚为投机。与自己之前想象中一位那种思想深邃、可能是比较学究气的严肃思想家的邓正来不同，两三天交往下来，觉得正来兄特别随和讲哥们义气。尤其是在2005年5月26日清晨与正来兄等学友一块游了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一路聊下来之后，方感觉正来兄不仅知识广博、学富五车，而且有亲和力、感召力、甚至有点具有古典武侠小说中所常描述的那种江湖侠气。
2008年复旦高研院成立后，正来兄来了复旦，兄弟们交往随之多了起来。这些年，正来兄所召开的会，总是叫上我。在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我也总是随叫随到。即使不开会，他有朋友来吃酒，也常常是叫上我，我更是不敢有违，逢叫必到，且每场必喝，朋友们聊得甚是开心。记得前几年他所牵头申请的教育部社科的重大项目，尽管实际上我没做多少，我也曾应邀作了一个子课题牵头人，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支持。我们经济学院和我们思想史研究所有海内海外的朋友来，我也总是请正来兄参加，他也随叫随到，也总是鼎力支持。
这些年来，不断有国外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思想家来复旦，这也给我们合作邀请、合作招待创造了许多机会。譬如，我们一起邀请和组织了迈克尔·桑德尔、亚当·普沃斯基和哈耶克专家范伯格（Viktor Vanberg）等世界思想大师的来复旦做学术讲演，且这些大师级思想家来，总是正来兄和我们共同邀请、共同主持。前年，正来兄和高研院邀请当代著名法哲学家拉兹（Joseph Raz）来复旦做讲座，也叫上我做他在复旦学术报告的评论人。
兄弟来往多了，就更自然和随和起来。平素，我总是把正来兄奉作为一个长兄，一个挚友。我感觉他也当仁不让地一直把我作为一个小弟。
现代社会，大家都忙。生活在初入市场经济社会的上海，大家更是忙碌不已，更何况像正来兄这样在国内外学术界关系朋友甚多的学术领袖式人物。尽管我们同住在一个小区，但几年下来，在小区碰面的机会，可谓屈指可数。尤其是近几年，大家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跑来跑去，兄弟之间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但哥们之谊，并不为时间所阻隔，也不为见面多少所丝毫减弱。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一封简短的邮件，对兄弟之谊来说，就足够了。
现在，正来兄，你却这样匆匆走了，走得如此之快，如此潇洒。兄长走了，才知道你在一起聊天喝酒的时间是多么珍贵！
前苏联哲学史家古留加曾撰写过一本名著《康德传》，其中的第一句话是：“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正来兄急匆匆地走了，把思想、著作和译著留给了中国，留给了未来。由此我想，兄虽患恶疾这么年富力强的时间走了，但定是无遗无憾地笑然离去。兄用自己短暂的57岁的生命历程，谱写了自己个人的辉煌历史，也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描下了重重的一笔。试问，没有邓正来，当代中国人知道哈耶克、博登海默、拉兹的人又会少多少？没有邓正来的译介和诠释，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会有自由主义今天的如此兴盛？当今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思想的进步，都有邓正来你老兄的奋力推进和彪炳功勋啊！
正来兄，你这样潇洒地地走了，作为尘世的朋友，我们并不为你那飘然而去的灵界自我担心。在上帝的天国中，可能没有兄生前所嗜好的茅台酒和软盒中华烟了，但是，相信你在灵界中并不孤独。前有经济学思想巨子杨小凯，近有常与你老兄喝酒聊天的朱维铮先生，可能许还能遇上那老实敦厚的哈耶克。这些思想家和老朋友，都能在天国中与兄聊天，甚至有可能与兄讨论甚至争辩有关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未来中国的前途。
正来兄，你安详、愉快地走吧！我们不哭，也不会过于伤悲。你走了，精神犹在，思想仍存。且当代中国，人类的未来，还有待我们这些还在尘世艰苦奋争中朋友们的精卫投石般的努力！
韦森于2013年1月27日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