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我写的《孙中山秘书之女的坎坷命运》一文的朋友，会知道姜达雅老师的先生名叫赵维田，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法学大师。我之所以再写一篇文章，是因为赵维田先生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一位杰出人物。

　　最让我感动的是，赵先生历经磨难之后，当有机会平步青云之际，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却以52岁的年龄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从零开始坐冷板凳，钻研起国际法学。

　　赵维田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由于赵先生的夫人姜达雅老师我的同事和恩师，从1978年底，我就结识了赵先生。他祖籍河北赵县，却自13岁就只身一人到河南，在叔叔家生活，成为一所著名国立高中的高才生。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后，因参加地下党被抓进监狱，被营救出狱后去解放区工作，一年后又恢复大学生活。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政治系，因为与社会学系合并，他与姜达雅成了同学。解放后，他担任过南京市学生会主席。1954年与妻子姜达雅一起调入团中央工作。他当过胡耀绑的秘书，是团中央有名的“笔杆子”。

　　姜达雅老师多次向我讲起赵先生的非凡选择。

　　文革后，赵先生得到了解放，担任过《中学生》杂志总编辑。这时，胡耀邦同志已经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一天，一向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的耀邦同志，专门召集团中央原来的一些老部下聚会，并问及他们今后的打算。当时一些同志选择了从政，后来他们陆续如愿地走上了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当耀邦问到赵先生是否愿意到国家商业部工作时，赵先生却婉言谢绝了，只提出希望能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法学研究工作。耀邦当即指示团中央负责同志给张友渔同志打电话，那时张友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负责人，很快就落实了此事。从此，赵先生便开始了他在法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当时，他已经52岁了。

　　多少年后，赵先生的博士后问他：“您当时有那么好的基础和发展前景，为什么不继续从政，却转到十分清贫又辛苦的研究领域里来呢?”赵先生淡淡地回答：“当时，我就是不想再从政了，就是想真正搞点研究，自立其身。”

　　说句真心话，人到了52岁，敢于进入一个新的专业领域，是需要大勇气的。俗话说，不过四十不学艺，何况52岁。我想，赵先生之所以做出如此出人意料的选择，也是有过深思熟虑的。第一，他是解放前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第二,他英语水平高又擅长写作，尤其受胡耀邦影响。习惯于用自己的话表达思想;第三，他经历了文革之苦，深知中国对法律的迫切需要。

　　非常的选择必有非常的经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赵维田的选择，有人说他能搞学生运动搞不了学术，有人说他能写社论写不出专论等等。赵先生是一个选准了路永不回头的人。进入法学所的前10年内，独立撰写了《国际航空法》，填补了中国在国际法学中的一个空白。直到今日，还被评价为该书“一经出版就成为我国航空界的经典之作，虽已过去多年但该书至今仍被人们奉为该领域的旗舰。”后十几年里，赵先生又成为中国最权威的WTO法学家，其代表作《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一书，“以其深厚的法学功底、敏锐的洞察力和特殊的视角，为人们掀开了WTO法律制度的‘神秘面纱’。”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与赵先生谈起了WTO，他感慨地说：“许多重要官员其实不太懂WTO的法律制度，听他们到处胡说，我真替他们着急，因为这会损害国家利益啊!可我们的国家，研究WTO的人才太少了呀!”

　　赵先生身高一米八零还多，却十分清瘦。据姜老师回忆，赵先生的生活规律大致是这样的，早晨起来出去散步，然后一上午都在写作，午睡起来会客，晚上看电视，读报纸。的确如此，我多次在早晨的上班途中见到散步归来的赵先生，脚步匆匆，似乎在赶路一般。但是，他不会打字，所有的文稿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其辛苦与麻烦难以想象。

　　让姜老师心痛与不平的是，赵先生一心为了学术，从不讲排场，也不会照顾自己。譬如，有时人家邀请他去讲学或开学术会议，没有车接车送，他就去挤公共汽车，有时路上就费几个小时。赵先生研究出了重要成果，是为传播却不知维护权益，有时连合同都没签就把书稿交给了出版社，印数多少版税多少一概不清楚。

　　2005年8月2日，79岁的国际法学大师赵维田先生与世长辞。当我赶到八宝山为他送行时，发现来送他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数都是专家学者和他的学生，以及他与姜老师共同的朋友。那一天，天气预报有暴雨，然而，追悼会举行的时候却风和日丽，秋天的太阳照耀在人们身上暖暖的，犹如春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