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邓小平、卓琳和王汉斌在北戴河。王汉斌是邓小平几十年的桥牌搭档。 （南方周末资料图）

王汉斌主政时开放的立法风气，得益于“文革”后改革开放、崇尚法治的大环境。

这个副委员长不像官，更像个干苦力活的，法条他一字一字地抠，一条一条地过。

“你们要靠杀人收税啊”

“也只有他，才能摆平那么多机关。”学界人士评价他强悍、有决断力。

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王汉斌一落座，没有半句寒暄，头一点，“你们问吧。”

他耳背得厉害，声音清亮，有力道。“嗯！”谈到现实问题时，他加重语气，拖长音。

他说话不留退路。别人说“我不爱运动”，他说“我就爱不运动”。当年通过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六种情况可以判死刑，税务总局提出还要增加。他反问：“你们要靠杀人收税啊，是不是不杀人就收不了税？！”

他经手的法条上万、法律两百多部，官方评价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贡献良多。

许多基本的、必要的制度，正是在他手中完成的。人大代表该怎么发言、如何表决，这一套议事规则由他一手主持制定。民告官、疑罪从无、注射死刑，关涉宪法和人权的每一步前进，几乎都与他有关，有的甚至是他一槌定音。

他对国人公共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知名度。同为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妻子彭珮云的名气比他大。

他的老部下说，王汉斌的这个副委员长不像官，更像个干苦力活的，法条他一字一字地抠，一条一条地过。“文革”结束后迅速通过七部法律时如此，当人大法工委首任主任时如此，升至副委员长也如此。

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年间，专家意见畅达最高立法机关的案头，为各自利益蠢蠢欲动的部门立法代表意识到，他们碰上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南方周末记者听他讲述过往立法，不时出现给军方某位领导做说服工作、给国务院某部部长普及法律常识的情节。“也只有他，才能摆平那么多机关。”学界人士评价他强悍、有决断力。

最重要的是，“他清楚法律进步的方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说。

彭真同志叫我干活我就干活

他说他对法律的理解，只和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一门选修课有关：钱端升的比较宪法。

王汉斌人生的前五十年都跟法律无关。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时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1948年底，王汉斌为华北学联起草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时任中共组织部长的彭真看到此文，夸文章写得好，之后把他找来，留在身边担任政治秘书。

和彭真相遇成为王汉斌后来走上立法之路的起点。

1978年，从牛棚走出来的彭真带着对“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的切肤之痛，主持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工作。法制委成立前，邓小平和华国锋对彭真说：“将来的立法工作就交给你了，由你做主，你要找谁就找谁，你要找哪个部门协助工作就找哪个部门协助。”

彭真首先找到了王汉斌。王汉斌一下子回绝了。他说自己和彭真的水平相差太远，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二来对法律不感兴趣，法律条文干巴巴，读不下去。

“你是说客气话还是真的不想来？我还是认为你可以做这项工作。”彭真问。王汉斌当时真的不想去，但是没有接着说下去。几天后，彭真主持召开法制委员会党员负责人会议，通知王汉斌去参加。

“人民大会堂我根本进不去，怎么参加呀？彭真同志让秘书接我去参加。会议开完后，彭真同志说，你就留下来上班吧。我说，我到哪里上班？他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同志给我找地方。当时，武新宇同志找不出地方来，就让我和彭真同志的秘书在一个屋里办公。”王汉斌回忆。

和刘少奇被批斗时拿起了宪法一样，彭真走出牛棚后坚决主张“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必须写进宪法，刑法和刑诉法必须马上制定。

彭真一般下午、晚上改稿子，一条一条地过法律条文，大部分是彭真提出来要怎么改，大家进行讨论，讨论之后，稿子都归王汉斌改，第二天早上再送给彭真看。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曾在中央书记处的人员，一些有能力、能干苦活的老右派被重新召集到这里，对这些人而言，这是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特殊的人员构成和人心思法的氛围，造就了法制委民主、实干、开放的气质。

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是法制委里的年轻人。在他看来，法制委的工作是为全国立规矩，看似大权在握，实则没有什么权力，“就是个调查研究的机构”。

“谁的职位高，谁干活最多；谁的职位最高，谁负的责任就最大。从彭真，到王汉斌，再到法工委历任主任、副主任，大家都是干活的，没有当官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原副主任杨景宇说。

全国人大法工委前副主任张春生回忆，1980年的夏天，研究国籍法时，王汉斌官至部级，天气酷热，办公室里没有空调，他也和大家一样穿着背心，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过法律条文。文字修改大家提意见，他执笔。

迅速让中国走向法治的理想主义追求、只争朝夕的工作劲头充斥着当时的法制委员会。

王汉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大量研究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买最多的是美国的法典，有六百部。香港法律60卷、台湾地区的“六法全书”也被收罗其中。“当时法制委收集的境外法典是国内最齐全的，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我们多。”

1979年买这些法典需要外汇，王汉斌找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方说没有外汇，他又找了老同学财政部副部长李朋。“这些法典对我们法制委的工作必不可少，和科研单位买仪器是一个道理，购买一台精密仪器要用几十万美元，我们要的很少，为什么不给？”王汉斌问。后来几经周折，财政部才批了四万美元。

南方周末记者问，在彭真身边工作了数十年，你对法律的理解是否受到了彭真的影响？“没受到什么影响，彭真同志叫我干活我就干活。”王汉斌的回答干脆利落，出人意料。

以特别的方式影响法政界

讨论法律草案时，王汉斌有句口头禅，“既然你对这条有想法，那你把它修改修改。”

1983年法制委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王汉斌担任主任。老法委实干、死磕的作风得以延续。七届人大期间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江平说，讨论法律草案时，王汉斌有句口头禅，“既然你对这条有想法，那你把它修改修改。”

王汉斌提倡，无论公文还是法律的说明，不管上下左右，谁都可以改谁的文字。“你有胡乔木的理论水平、文字水平高吗？胡乔木就反复讲，我做文章，别人可以改。”

王汉斌兜里经常放着一块橡皮，马上擦了就改。给他送去的文稿，他当时就改，下面人也可以改他的文稿。

他从不当面表扬人，对他熟悉的人更不会当面表扬。不说就是好。简报写完了送过去，他看了如果说“走吧”，这就是好。傅洋眼中的王汉斌不苟言笑，偶尔一笑，也只持续几秒，马上又把脸绷上。

他喜欢“八面树敌”，特别喜欢听听专家怎么说。著作权法快通过的时候，王汉斌找到江平，说这部法都快通过了，但名称还有争议（一主张叫“著作权法”，一主张叫“版权法”），你是真正的专家，你说说该叫什么名字？

1996年刑诉法修改草案出来后，全国人大开了一个会议，会后王汉斌单独找到刑诉法学者陈光中，又听了一遍他的意见。陈提了疑罪从无和简易程序两点建议，最终都被采纳。

江平说，王汉斌主政时开放的立法风气，得益于“文革”后改革开放、崇尚法治的大环境。

王汉斌“文革”前就是邓小平桥牌桌上固定的牌友。当年京城高层的桥牌圈里，还有万里、吴晗等人，他们经常聚在养蜂夹道一处固定场所打牌。“文革”开始时，这个地方被定性为邓小平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裴多菲”俱乐部。

当年的一份文件提到，经常到这里来的有前市委的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前副秘书长项子明、王汉斌、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前办公厅副主任肖甲、前《北京日报》总编辑周游等，还有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实、化工部副部长、“大叛徒”梁鹰庸、国防工办的赵尔陆等。所谓“反共老手”吴晗，更是这里的常客。

王汉斌说，在牌桌上，邓小平打牌不聊天，从不谈国家大事，只是叫牌和抽烟。1970年代批邓时，北京市一位领导人曾把王汉斌称为不干的干部，现在还老打牌，不好好改造，王汉斌说：“本人有不干的历史，什么都不干。叫我批邓、写大字报，大会发言批判，我不写也不发言。我向来是挨批的，不会批人。”

退下来后，王汉斌每天除了看报纸看材料，还经常打桥牌。以前，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大王”（有两个王姓牌友），现在，他跟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