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之下,《情系宪政、求索法治的公法学人》日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王连昌教授弟子们对恩师80寿辰的感恩庆祝,也是对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宪政与行政法治建设奔走呼吁、身体力行的由衷致敬。

　　王连昌教授1933年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在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从教之前,曾从事法律、教育实务工作多年。他在1950年6月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任四川省郫县人民法庭审判员、秘书组长、公安局派出所所长等职务,工作成绩突出。1954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本科学习,四年后以考试成绩全部优等毕业。1958年毕业后,先后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书记员、贵阳市半农半读师范专科学校教员和班主任、贵阳师范学院附中教员、贵阳瓷厂政治处宣传干部、贵州省公安厅清查“四人帮”罪行专案组干部等。

　　西南政法学院恢复办学招生后,他于1979年调入西南政法学院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行政法教研室主任、司法行政管理系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地方法制研究中心主任,还曾担任行政法学硕士生导师、司法部规划教材《行政法学》主编、四川省省级重点课程《行政法学》的学术带头人、西南政法学院的行政法学科创建人。他以渊博的学识和认真的态度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宪法学、行政法学等课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法科毕业生,使其打下扎实基础走上法律工作岗位后逐渐成长为著名法学家和优秀领导干部,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连昌教授长期在教学第一线,向法科生传授宪法、行政法理念和知识。恢复高校统一招生之后,教学工作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教材,因此他积极参加编写教材,主编了《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通论》、《行政执法概论》等司法部规划教材、中央电大统编教材等多部教材、专著,多部教材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早在1981年起草新宪法时,他就提出应将公民权利义务的统一关系写入宪法,同时公民的劳动权和教育权不仅仅是权利,同时也是义务,宪法应明确规定。后来这些意见和其他人的相关意见一起都被吸收到现行宪法中。

　　1987年,王连昌教授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首次政府法制工作实践与理论研讨会,提交了包括制定规章需要建立备案制度、规章也可依据地方性法规制定等观点的论文。1988年,他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集的修改行政诉讼法草案会议时,提出应采取“兼顾论”作为立法宗旨,摒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将不服行政处分的争议纳入受案范围,还提出应写上“本法未规定的可适用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其后在教师法、教育法的起草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书面建议。

　　1989年王连昌教授提出行政处罚立法中不宜把法律责任规定得笼统、概括,而应明确、具体、详细作出规定,还提出行政复议条例应增加合法、便民原则,不应将国务院规定为复议机关等意见。

　　1994年,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座谈会上,他发表了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的级别应与本院副院长相同,并应是同级党的纪委常委的意见,还重申了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应提高,受案法院级别应比被告行政机关高一级的观点。

　　1998年,王连昌教授与王学辉教授一起提出了“执法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服务,执法就是服务”的理论观点,在学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5年王连昌教授提出我国公务员的权利中应增加执行公务和合法权益获得保障的权利,并应明确规定公务员参加培训和学习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再次提出了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的争议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国家教委等机构对他作出如下书面评价:“有独到见解”、“不少意见被采纳”、“为国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连昌教授结缘西政60个年头,辛勤耕耘,果实累累,桃李无数,弟子有大学教授、公务员、律师,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法制建设贡献力量。以王连昌教授为代表的西南政法大学教师们的无私奉献,对法治理想的不懈追求,对青年学子们的引导关爱,是当今法学界津津乐道的“西政现象”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推进依法行政,而这正是王连昌教授毕生研究的内容。法治理想正逐步实现,不仅对他是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

　　在长期的行政法研究岁月中,王连昌教授同许多老一辈法学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老友80寿辰即将到来之际,罗豪才教授发来贺词:“连昌兄:30年来,我们在法学特别在行政法学建设的道路上并肩同行,有磋商、有互勉,更有友谊与关怀。你的教学与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贡献良多。值此阁下八十大寿之时,特致祝贺,祝健康长寿,万事如意!”应松年教授评价王连昌教授的法治人生是“情寄宪政,求索法治真谛；心系讲台,育得桃李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