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江苏常州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曾任中国民盟中央主席。
史良生于贫困家庭 从小表现出反抗精神
曾子墨：1914年，在江苏常州女子师范附小，发生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情，三年级的学生们因为不满自己的数学老师不学无术，在一个女生的带领下罢课三天。经过调查核实，学校解雇了数学老师，而领头的女生也被记了一次大的处分，当时谁都没想到，这个外表清丽平和，性格坚韧顽强的江苏常州女子，1949年出任了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她叫史良。
解说：1900年3月27日，史良出生在江苏常州和平南路143号的庭院里，之所以叫史良，取意良心、良知。
孙彩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良她们家是姐妹8个，她是排行第四，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那么10口人，加上她父母全家10口人，主要就靠她父亲教书这点薪金来生活。
史良就回忆说她妈在他们家用一个大缸淹一大缸咸菜，到吃饭的时候就切一点当菜来用。
解说：父亲史刚，性情飘逸，不愿走科举取仕的道路，只得以开设私塾所得的微薄收入养家。母亲刘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子。家学渊源，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的财富，史良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因为生病，无钱医治，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孙彩霞：想喝一口米汤吧，家里又没有米，那么也没有钱，然后她爸爸就把床上的那个床单扯下来叫史良拿去当，当时史良才8岁，个子也很矮，那么当铺的柜台又很高，史良就说她踮着脚尖两个胳膊高高地把床单举起来送进窗口当了，才当了一块钱。
解说：由于家庭没有钱上学，史良幼年时代在家跟随父亲读书，14岁才进入常州市武进县女子师范附小念四年级。入学后，她一直很用工，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孩子从小就有反叛精神。
孙彩霞：她十七岁的时候，她母亲想把她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那么史良她不愿意，她父母就强把她的那个生辰八字就那个庚帖送到那一家了，那有钱人家了，史良她就蒙头睡觉不吃饭，跟她父亲怄气，斗气，以示抗婚，然后她父亲没办法，就把这个庚帖又要回来了。
解说：五四运动爆发后，受到新文化影响，史良和女师的同学们，经常在外呼吁查禁日货，对商界和工人宣传罢市、罢工的演讲，他们的进步活动，遭到常州地方上一些封建势力的不满，提出要求撤换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女师校长，停办女师和男师。
孙彩霞：同学们就很气愤，就把这个县公堂的长桌子给它掀翻了，这时候县公署就出来镇压了，七、八个人端着枪，端着刺刀对着学生们，史良就说你们不要给军阀当走狗。
解说：史良被同学们选为代表去和县知事谈判，可是却迟迟见不到县知事本人，晚上11点回到家中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出事了。
孙彩霞：县知事就派人把史良她父亲抓起来了，就跟她父亲说，叫她管教史良不要闹事。她父亲就说我的女儿已是成年人了，她做的对，我就支持，你休想让我压制她。
解说：史良匆忙赶到县知署，质问县知事，这时县知事却要和史良谈判。
孙彩霞：公事公办，深更半夜的我不跟你谈判，你先把我父亲送回家，因为我们谈教育的事，你先把我父亲回家，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要谈判明天上午我和同学们一块来跟你谈。
解说：县知事怕把事情弄僵，被迫将史良父女送回家里去，随后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史良继续带着同学们，为保护学校、申辩、游行、谈判，最后江苏省政府下达了不同意停办女师及男师的命令。
史良口才出众 迅速跻身于上海滩名律师行列
1922年暑假，史良从女师毕业后，到上海女子法政大学学习，不久又转入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科大学校长是司法界的著名人士，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董康，从此史良和法律结下不解之缘，也成了董康的得意门生。
刘硕（史良女婿）：董康发现这个女律师非常有口才，而且把国民党六法全书背的很熟。
孙彩霞：出庭的时候这个律师就让史良先说，然后辩护人让史良先说，然后这个律师最后补充。所以呢，对史良的提携是很大的。
解说：30年代中期的上海滩，律师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史良的每月出庭数大约在四五十次左右。那时她与董康合作，据她后来回忆说，在1935年一年中，她“作了三万多元的案子”，平均每月收入至少在1000元以上。一年后，史良才离开董康，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由于之前努力带来的良好声望，很多资本家找她打官司，很快史良跻身于上海滩的名律师行业。
有一段时间，史良家的保姆发现，家里的一个女佣人总在厨房里哭。
刘硕：被一个男的欺骗了，这个男的呢，就是有妻子，也有孩子，他又骗人家，结果就是人家跟他结婚之后又生了孩子，才发现他有老婆。
解说：这个女佣人被抛弃后，带着孩子又没有钱，生活十分困顿，出于同情，保姆带她见了史良。
刘硕：史良就把她叫进来，一块共进午餐，吃午餐就问她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她就免费帮她辩护，而且还给她饭吃。
解说：在史良的帮助下，这个女佣人得到了抚养费，后来这件事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穷人主动找到了史良，她帮人打官司不以挣钱为目的，而是要为受冤屈的人伸张正义。她特意在办公桌上摆了一支银盾，上面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字，这种高尚的道德风范使史良在上海律师界备受赞誉。
史良法庭上据理力争 营救中共领导人邓中夏
1933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一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突然来造访史良，交给她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名叫施义的人因冤枉被捕入狱，现在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受宋庆龄所推荐，请史良律师速来法租界巡捕房见面，并说此人担负着重要工作，请史良设法营救。
王健（中国民主同盟元老）：我听史良自己讲，宋庆龄曾经托她就是为了党的一个领导人邓中夏被捕，就找她来打这个官司。
解说：当时，史良并不知道施义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现代工人运动的开创者邓中夏，邓中夏虽不幸在法租界被捕，受电刑拷打但是坚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接受这个案子以后，史良找到了自己的老师董康。
王健：俩人一起商量，就是在法租界千万不能叫他转移到南京去，蒋介石也是要他到南京去，到南京去呢，根本就是生死没有保障了，他说一定是要叫他们能够在法租界，但是在这方面呢，已经是做到了，法租界答应她就是在法租界解决。
解说：施义一案开庭审理的那天，史良据理力争，法庭只判了施义52天徒刑，并且还可以交保释放。
王健：结果蒋介石听到之后大怒，他也不顾一切，就是下令非要把他转移到南京去，结果到了南京去就被杀了。
解说：后来史良从宋庆龄那里知道，自己营救的人就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邓中夏，但是她已经无能为力，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这一上海滩著名的女律师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营救了大批重要的社会进步人士。
王健：贺龙家属，熊谨玎，还有艾芜，进步的作家，任白戈这也是进步的作家。她就是敢于给这些进步人士包括共产党员打官司，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听听她的故事，非常佩服她。
史良维护妇女权利 主持落实《婚姻法》
解说：1948年，史良从土改第一线归来，带回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主富农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炉，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孙彩霞：在这个《婚姻法》制定的阶段吧，讨论制定阶段，史良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通过自己对这个妇女案件吧，很多妇女案件她切身体会，她就主张在这个《婚姻法》中要写明就妇女一方有权提出离婚。
解说：《婚姻法》公布以后，史良亲自到外地去调查《婚姻法》的实施情况，还提议在某些法院设立婚姻庭，专门承担和处理离婚案件，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时，她提出采取了“分片包乾制”，以做到家喻户晓。
60年来，再提起史良的名字，也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她主持落实的《婚姻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蒋树声（中国民盟中央主席）：跟中国共产党长期团结合作、风雨同舟、亲密战友。那么她在后期担任民盟中央的主要领导期间，曾经讲过一段话，她说我们民盟在历史上就是跟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是风雨同舟的战友，现在我们和中国共产党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们要当好共产党的战友。这是她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她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充分体现在她这么多年参加这个多党合作，为我们国家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解说：史良生活考究，爱美，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史良会带领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出国访问。这位女部长端庄精致的穿着，文质彬彬的气质总给外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硕：因为她很多次出访，到苏联，到印度，到东欧一些国家。她也有真首饰，但她戴的也有假首饰，很华贵的，到了印度据说她丢了一串项链，好像是翡翠的，结果是大家都很着急，说史团长的项链丢了，结果她告诉大家，不要着急，那是假的。
解说：当时，有些人对假首饰表示不理解。
刘硕：当时工资很高，五级干部400多块钱，但是呢，在她来说，她开支很大，因为她的亲友很多都需要她接济，就是说她非常大方的。服务员孩子上学，有的也靠她提供生活费。
解说：1959年春，司法部被撤销，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
刘硕：当时很茫然，也很迷惑，从她大学毕业开始，她就是想用法律来救国，用法律来维护人民的权利。但是轰轰烈烈的从1949年干到1959年，10年忽然就这么结束了。
解说：因为家人的陪伴，从司法部退下来的史良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落，这位被毛泽东赞为“女中豪杰”的奇女子拥有着巾帼英雄的气概与魄力，但是当你看到她与先生陆殿栋的照片时，你对史良这个女人就会有一种全新的领悟。
刘硕：陆殿栋是学国际法的，也是法律工作者，他是吴江大学毕业，后来又留学哈佛，当时他在上海法租界当译员。
解说：建国后，周恩来将陆殿栋安排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遇到一些外事问题，经常请教陆殿栋。
刘硕：就是周恩来请陆先生去谈外交问题的时候，因为很近，谈得很晚了，陆先生也没坐车，就步行回家，结果周恩来的车出来以后，半路，看见陆先生怎么在这走着，就把车停下来了，结果就把他叫上车，一直送到他家门口，所以陆先生回家特别感动。
解说：性情像男子的史良，在生活上想的没有那么细致，陆殿栋的洋派生活对史良影响颇深。
刘硕：他们是每天下午要喝下午茶，切两片柠檬放进去，然后吃点小点心，这是在陆先生在世的时候，他们生活确实很丰富的，而且要喝咖啡，吃面包。
解说：那时，生活同样西化的宋庆龄经常请史良夫妇到家里做客，喝茶聊天，开一些家庭小聚会。
刘硕：有时候也请上一些马海德呀那些外国人什么的，所以他们经常用英文交谈，我就要说史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吃饭以后呢，有时候就在宋庆龄家的小电影厅里，看一看原版的美国电影，看的时候陆先生他日记里记呀，他在那儿观察。那几个就是外国人，然后宋庆龄和陆先生英语又很好，只有史一个人，人家都看的津津有味，说她看的很乏味，有时候陆先生很体会的，就说不知道她在那看的懂不懂，就有时候带着她早一点离开了。
解说：史良和陆殿栋没有孩子，史良的弟弟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四个月和八个月大的时候过继给的自己的妹妹作为儿女抚养，因为史良工作特别忙，两个孩子只有周末才能和她在一起生活。
史小红（史良养女）：人家都说让我叫她妈，她还是说叫她姑姑好。印象里，我小时候她带我到那个北海公园去玩，陪我们玩，然后给我们照相，挺怕她的，她挺严厉的，然后跟我们挺严肃的。
解说：作为史良的养子、养女，这两个孩子一生中并没有受到什么优待，反而是在文革的时候，由于史良的原因养女史小红不得不回到家中，和她度过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时光。
史小红：有时候民盟那些造反派拍桌子，对她很不尊重，然后让她坐在椅子上，实际上他把椅子给撤了，可是我姑姑对这很敏感，就是碰到那个椅子了，就没坐，就觉得就是那个他们侮辱她，就是觉得很接受不了。
史良躲过围追堵截 参加国庆庆典
解说：那段时间，史小红经常叫一个三轮车陪史良到民盟机关劳动改造，砸煤块，搞卫生。1967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史良得到了一张邀请登上城楼，参加国庆典礼的请柬。她喜出望外，她觉得自己能登上城楼，参加典礼是在政治上又被肯定了。
刘硕：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她家里汽车停开了，也没人给她开车，民盟还派了造反派，到各地去堵截她，不让她去。结果呢，她自己坐了一个三轮车，坐到南池子，然后一路就走去，躲过这些堵截，登上城楼。一上去她就碰到宋庆龄了，两个人就拉着手，都不说话，最后只说了两句话。史说你的事情我知道，宋庆龄说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两个人心照不宣，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宋庆龄托人送来一罐她亲自做的小菜，然后就纪念这次相会。
解说：文革中周恩来出面保护了史良，使她避免了更大的冲击。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对史良夫妇而言，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刘硕：因为第二天政协和民盟都要举行周恩来追思会，陆先生写了半夜的发言稿，然后就是他有高血压，第二天两个人坐同一个车出来，一个去政协，一个去这个民盟。结果在那他就喊，这一边发言就特别激动，喊总理不能走，总理不能走，于是突然就晕倒了，送到医院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解说：在全国政协的追思会上，陆殿栋哀痛过度，突发脑溢血弃世而去。
刘硕：史良和邓颖超两个人，几乎在同一个月失去了亲人，以后两个人就来往，就是很近。因为邓颖超也写了很多信，我现在也在我们家里保存，有时候院里的海棠花开了，给史大姐送一束来欣赏，有时候从南方带来了什么岭南应子啊，一些小食品啊，送来请史大姐品尝。所以说她们俩这种友谊一直就是保持了终生，后来两个人都相继去世了，住院的时候她们也都在北京医院，挨的很近，经常互相地让秘书互相问一问。就说史良一直把周恩来夫妇作为她一生很重的挚友。
解说：这对史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她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中，经常眼泪无端垂落，那时她参加什么活动都戴着黑纱，要为丈夫守孝三年，自此身体大不如前，每况愈下。
刘硕：史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这么硬的一个人，在陆先生去世以后，她真的就不能自持了，整个就是说就是站不住了，然后她就整个非常地伤心，就是每天，那段时间每天在他的遗像下边就默坐那么一两个小时，而且她生活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解说：四人帮粉碎后，公审前江青要求自己要请律师，她第一个点名的人就是史良。
孙彩霞：要审判江青，可以让他们提出来请那个辩论的律师，然后她就说她请史良当律师。在30年代，史良在上海她是很有名的律师，当时史良，江青在上海，她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她觉得史良是敢说敢做的，所以她希望史良当律师。
解说：江青认为，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不久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也重新恢复活动，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史良继任主席。
蒋树声：一面要恢复组织，一面要把民主党派在她上任以后，根据当时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的形势，把民盟的主要工作方向，转移到四化的建设里边去。所以有一个工作重心来转移，作为民盟中央的主要领导，为当时的恢复组织，为了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共商国家的大政方针，反映群众的呼声，为我们盟内受到迫害的这些人平反昭雪，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讲她是从四大干了一届以后，五大她又带病连任联盟中央主席。
解说：史良晚年有些落寞，说话也不多，每次说一会话就该休息了。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老人在自己的睡梦中离开了人世，这位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妇女运动领袖中的佼佼者，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开拓者，用她慷慨而廉洁，豪迈而又温情勾画了自己的一生。
曾子墨：史良是个奇女子，不满20岁就投身五四运动，走上街头演讲示威，被当局逮捕。抗战时期，她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爱国志士，呼吁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她仍然尽其所能的融入政治的主旋律，史良一生清贫自守，曾将自己在上海的十余幢房屋无偿献给国家，1985年去世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其所有首饰加在一起价值不过3000元。“生于民族忧患，死于祖国中兴”，史良的一生，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妇女的苦难与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