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推进从传统侦查学向证据调查学转型的同时，亦自如地游走于文学界，坚守在独特的法学与文学“兼容”的精神世界。他认为，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对人性的研究。
“有时候，我觉得现实中的改革推动起来难度很大，中国积累的问题太多，制度改革确实不容易。以前觉得要做个公共知识分子，现在还是回到学校里，老老实实教书吧。”
何家弘儒雅、温和、慢条斯理。他的话语中，有思考、有锋锐、亦有幽默。
作为当今公认的证据法大家，这位因爱情“误入”法学大门的教授，有着丰厚的人生履历表：为农、为工、为学、为师、为官、为学者、为小说家……
5月，在迎来自己60岁生日之际，他的著作展将于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开幕。展览的主题，即是两个在他生命中占有重大位置的领域：法学与文学。
“法学很骨感，文学很丰满。”何家弘一语中的。
何家弘将自己的名字解读为“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对于法学家精神，他的解释是：以法为家、知法如家、爱法似家、奉法胜家。
也许是在这种解读的引领下，他推进了从传统的侦查学向证据调查学的转型，系统地引入西方证据法理念与制度，始终关注错案研究，并推出法律英语系列教材。
“他对我们学生说，自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后来还需要我们来引领这个学科的发展。但我觉得，不能抹灭之前他为此作出的贡献。”何家弘的博士生梁坤说。
在梁坤看来，“何家弘教授在证据学、侦查学、司法制度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观点，不仅仅是引领学术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更成为实实在在化解中国司法实践顽症，并推动证据制度、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灵丹妙药”。
如今，何家弘时常公开抒发自己的法学观点。而对于何时再写第六部小说，他说：“写新书，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
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
错案一次一次在重复……我们不能简单骂警察、检察官、法官，更多应该反思制度上的多方面原因
法治周末：从2005年起，您一直关注错案的实证研究。对于近年来相继爆出的错案、冤案，您作何思考？
何家弘：从最近的浙江叔侄冤案，回溯到以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杜培武案，我们发现，错案都有一个基本模式——偏重口供、非法取证、证据不足、疑罪从轻。
错案一次一次在重复，为什么会被复制？我们不能简单骂警察、检察官、法官，更多应该反思制度上的多方面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两点：
一是公检法三家依法相互制约不够。各地政法委可以宏观领导整个地区的公检法工作，但具体案件应由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据我了解，现在有些地方的政法委已经不再过问个案了。
法治周末：另一个原因是什么？
何家弘：刑事庭审虚化，这也是现在刑事审判的一个重大问题。审判变成走过场，前面公安定了，后面检法跟着定。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审委会定案。这就容易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不符合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证明规律。
对于审委会，我还是主张改良。建议审委会不论事实，只讨论法律适用问题。而事实认定，一定由直接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使审判环节变成案件事实认定的实质性环节。
法治周末：这些制度改革的根本作用在哪里？
何家弘：制度改革可以遏制司法腐败，防止关系案。很多法官也跟我讲，一个案子大一点儿，老有人找关系，当事人双方都找，很头疼；也确实有一些领导写条子、打电话。
怎么能给法院弄个“防火墙”、把外界干扰隔绝开来？中国是个关系社会，完全把关系切割掉，不现实。法院的人也生活在社会中，法官以后没准还得求人家呢，比如孩子上学、医院看病等。所以得想办法从制度上改革。
法治周末：但错案仍然有出现，司法公信力受到极大考验。
何家弘：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特别是在法治国家。如果司法没有公信力，司法就没有权威。
但从客观事实上讲，司法裁判是否公正，不是很容易评断。只有少数当事人才知道，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对社会来讲，最重要的是大家会不会相信你是公正的。
法治周末：如何让大家相信？
何家弘：这就需要制度上的保证，包括程序是不是公开、公正，作出裁判的法官在社会中受不受人尊敬、是不是公正清廉，等等。
当下的中国司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是系统自身的，有些是系统以外的。
提升司法公信力在当下中国很重要，而且可以作为提升政府和执政党公信力的一条路。我们能够从司法环节入手，让社会民众相信：我们是可以建立起公正、独立、老百姓信得过的司法的。
法治周末：应当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
何家弘：一定要在制度创新上做文章，一定要拿出让老百姓看得见、信得过的制度创新。当下也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
比如上访，其中很多是涉诉上访，这也与我们这些年研究的错案问题有关。涉诉上访，很多都说他是冤枉的。但究竟他是不是冤枉的，这就需要有个判断。怎么来审查、启动再审？
有人建议借鉴美国的做法，成立纯民间的“无辜者协会”等类似机构。但我觉得不现实。我提的建议是，建立半民间、半官方的“申诉案件复查委员会”。
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高级人民法院这两级分别建立。选30至60名委员，包括学者、记者、律师、社会公众人物代表等，对每个申诉案件初步审查。
每个申诉案件先由委员会来复查，几名委员一个小组。审查后作出裁定，如果认为案件很可能错判，就移送法院再审。如果认为没有达到错判，就不提交再审。关键要有透明公开的调查程序，但具体还要看“委员”怎么选拔。
应为法院筑起“防火墙”
给他一个信号——“你找谁都没用”
法治周末：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借鉴民间的力量？
何家弘：复查委员会决定再审了，再审法院怎么组成合议庭？这个也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
我建议，建立有民间力量参加的合议庭，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陪审制。陪审制度的改革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很关注的问题。在这种申诉案件中，可以作为一条改革的路。我们现在有人民陪审员，但不起实质作用。
陪审制度改革是个很好的办法，也可以起到前述“防火墙”的作用。
法治周末：具体怎样实行？
何家弘：我的建议是，再审案件，合议庭组成可以采取“1+6”的模式，即一名法官和六名陪审员，对这个案件进行再审。陪审员随机挑选，一案一选。今天开庭，第一项是挑选陪审员，开庭前谁也不知道，想找关系你都不知道该找谁。
这样可以隔离社会上各种关系对司法的干扰，对民众也是一种引导——庭审变成实质决策环节，让当事人把功夫都用在诉讼、证据上，使整个司法决定的过程回到本来应该的道路上去，而不是靠外界的影响，靠关系。
待合议庭裁判结束，合议庭解散。合议庭就事实作出的裁定，不能轻易推翻。这对于找关系、司法腐败等也是很好的防范措施。
法治周末：如此，也可以减少改判率？
何家弘：现在的制度设计有一些漏洞。不要随随便便给个指示就改判，这会给当事人一个信号，好像我找对人就改判。如果你给他一个信号是“你找谁都没用”，过程是透明、公开、公正的，就可以提升裁判的终局性。
有终局性的裁判才有权威性。随便可以推翻，哪来的权威。
在美国，陪审团作出裁判也有不公正的，比如当年的辛普森案。被害人之一戈德曼的父亲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讲过一段话，给我很深印象。大概的意思是，今天，正义遭到了践踏，但是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尊重陪审团的判决。
因为在那种制度下，陪审团的判决具有终局性。
法治周末：这些建议，现在有无实际推进？
何家弘：我们学者只是提建议。最高法的有关领导很认真、很重视，但究竟能不能成为现实，还需要他们来做决策。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中国积累的问题太多，制度改革确实不容易。
以前觉得要做个公共知识分子。现在还是回到学校里，老老实实教书吧。所以我也没有开微博。
但我有另外一个路径——写小说。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想法写在小说里，通过小说来表达一些思想、观点。我觉得这很有乐趣，文学作品留下来也是人生的一种价值。真正的体制改革不是能够由学者决定的。
借小说表达对法治追求
法治改善人的行为环境，是个很重要的路径
法治周末：年轻时您的文学梦，怎么在学习法律多年后“复活”了？
何家弘：学习法律是偶然。学了以后觉得，中国确实需要法律、需要法治。留学回来，文学梦“死灰复燃”。
美国很多畅销书的作者都是有法律背景的，比如律师。这些与法律有关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这对法治有好处，因为他们在培育一种法治文化。
就像中国的武侠文化很发达。但武侠文化有弊端，虽然它总的精神是惩恶扬善、弘扬正义，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无法无天。武侠不讲法律，就看谁武功高强。
我写小说，首先是普法。通过文学形式，宣传法律知识、法治精神。西方的法治比较健全，可能这也是一个文化的因素。大家看犯罪小说，虽然有的编得很玄，这是个人能力问题，但最后还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来解决问题、惩恶扬善。这是个很大的区别。
法治周末：这种想法，是一开始就有的吗？
何家弘：开始要写的时候，没有后来这么明确的认识。当时想着只要能写出来、能出版，年轻时那个梦就算圆了。毕竟主业是法学。
但写的时候，开始便遇到些难题。比如，主人公怎么设计？
传统的犯罪小说都是侦探、警察，但是我不太想写。开始想写个私人侦探，受福尔摩斯影响，但我知道，1993年公安部发过通知，禁止设立私人侦探社这种形式的调查机构。所以在那个年代，编个私人侦探不真实。
最后，我决定写律师，觉得比较新颖。中国法治发展需要律师，我也想通过小说来宣传律师的作用，所以塑造了一个高尚的、正面的律师形象。
1994年到1998年我创作了五部小说，每部都有个法学主题，创作完了就歇了。那时很有创作激情，后来觉得，还得回归本业。
法治周末：肯定有不少人问过您何时再写第六部？
何家弘：写新书，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我知道，写一部小说，至少要有半年的时间投入，集中去写。我现在拿不出集中的这么多时间。但我觉得可以修订，因为重读原来的小说，有了许多新的想法，又积累了这么多年，也看到了原来小说中的不足。
从2009年到去年年底，我对小说重新修订。等于重写一遍，很多结构、细节都做了很大修改，基本情节、人物不变，跟新书差不多。
法治周末：您的小说出口率很高，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受欢迎。
何家弘：我老说我一不留神，小说走出国门了。确实有偶然性，另外这种门类的小说在西方比较受欢迎。
在中国，外国的侦探推理小说也很受欢迎，比如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有日本的一些侦探小说。但中国本土的作品，一直影响力没有那么大，我的作品也一样。
为什么？我们读国外犯罪小说，不仅仅是一个猜谜的游戏，还有社会生活场景。外国的那些社会生活场景，在中国人看来就很有吸引力，就像读福尔摩斯，看伦敦生活。如果在中国、在你身边，你就觉得生活场景没那么有吸引力。
这也是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国外很多评论说我的小说不仅是推理小说，还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场景、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的司法。这些对外国人很有吸引力。
法治周末：在小说中，你如何思考人性和法律的关系？
何家弘：小说首先是要写人、写人性。但人性究竟是什么？就像我第二部小说《性之罪》，表层的解释是性别的性，深层的解读是人性的性。
人性最基本的问题是人性本善亦本恶，老祖宗讨论多少年了。我觉得，人性里面，既有善缘、亦有恶端。在好的社会环境下，会把你的善缘放大。反之，就会把人性当中的恶端、争夺之心给激发出来。
所以主要的不在于思想教育，而是改善人的行为环境。这就需要好的法律制度。法治改善人的行为环境，是个很重要的路径。
所以我在小说里面，从人性的分析入手，很多还是想表达法治的追求。具体的法律规则可能是无情的，但法治的基本精神，首先应该是尊重人、尊重人性的。
我希望法都是真正的善法、良法。恶法之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法治，要以良法、善法为基础，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尊重人性、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