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上海市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青年法学家。２０００年４月起，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１１月１０日，华东政法大学建校５５周年，何勤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木结构的二层楼内，从拐角的楼梯上来，寂静的楼道中，一扇朱红色的门内传出了“我是何勤华……”的声音，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门。

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儒雅而瘦削的中年学者，笑起来有些腼腆。近２０平方米的房间内，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很多书架，地面上、桌面上、沙发上堆着小山一样的书籍。何勤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帮我从沙发上“挖”出一块空地儿来，解释说：“趁着安静，写写东西。”

代表：呼吁取消大学生留沪的歧视性打分标准

今年初，很多上海媒体都以“人大代表何勤华”为标题，报道他“反对毕业生留沪户口审批制度”。这源于他今年在上海市人代会上提交的《关于改革应届毕业生留沪户口审批制度》的议案。

“我没有否定户口审批，我反对的是打分标准中的歧视性规定。”提起这份议案，何勤华如论证课题般认真。原来，最近几年，上海市实行“外地生源留沪户口审批评分制度”，对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进行打分，及格者方能获得上海市户口。不同学校、专业、学历的人得分会有差异，比如其中一条规定：“列入２１１工程的高校的毕业生可以加５分”，而普通高校的研究生仅能加４分，“也就是说，复旦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可以比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外贸学院等非２１１工程大学的研究生还多１分。”

何勤华认为这一标准否定了普通高校的作用，“不能说普通高校的学生，高考时分数低些，接受了４年专业教育后，也还必然比列入２１１工程大学的学生差。”对于留沪打分的政策，他表示能理解，因为现阶段，我国大中城市还无法容纳所有的城乡居民，户籍制度短期内不会取消，但是觉得打分标准应该公平些。他担心，这一评分标准会导致列入２１１工程大学的本科生更不愿意报考普通高校的研究生，因为“学习３年后，留沪户口审批时反而少了１分。”“这个５分绝对是歧视性规定，应该取消。”

何勤华还写了一份书面建议：上海市可以尝试，让所有找到用人单位的外地生源大学毕业生都获得“居住证”，几年以后根据其实际表现决定是否转成“户口”。这样既给学生们一个奋斗目标，同时也体现了公平，“学生水平如何，最终应该由用人单位来决定。”采访时，何勤华收到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书面意见处理组的短信，称该意见已经转给上海市发改委、教委、人事局办理，并已列入上海市政府２００８年的工作计划。

与很多人大代表不同的是，何勤华所提的议案建议大都与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有关。２００３年，他在上海市人代会上提出《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循环型经济城市》的建议，并受邀在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作了一个小时的“市民与社会”的直播节目，引起广泛关注，而提这个建议的灵感就来自学术研究。

说到这里，何勤华站起身，从林立的书架中顺手抽出一本外国法制研讨会论文集，他翻到《日本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的译文，笑着说，这是他的一个博士翻译的，“经济上早就有人提出循环型社会，但是在法律中提出‘循环经济立法’的概念，这还是第一次。”今年全国人大的“循环经济立法”也采纳了何勤华和他的博士的建议。

“自己亲自研究过的，和别人提供的资料不一样。”何勤华觉得调研后提出的建议、议案更有针对性。２００６年，他吸收几个华东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搞了一个关于上海市信访条例的课题。而后，在市人代会上，他提出细化程序、让信访更有效的建议，后来上海市修订信访条例时采纳了他的建议。

每次开人代会前，何勤华都会想办法征求意见，“要尽量将问题提得有针对性，要尽到代表职责。”

何勤华的“务实”，来源于他在农村的成长经历。“靠嘴巴说是种不出来庄稼的。”何勤华是川沙人（当时上海的一个县，现在的浦东），父亲长年工作在外地，他从小就知道，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要有依赖心，一切都要靠自己来。”

为学：填补中国法学史的空白

学过中国法制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何勤华的。在网上查找何勤华编、著的书，光是目录，用５号字就能打印满满两张Ａ４纸。在他的自选集《法律文化史论》的前言中，他深感敬佩地描述了日本同行们的敬业?“虽然不坐班，但是每天都到办公室工作，中午不回家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然而，何勤华可能没有想过，在别人的心目中，他也是一个勤勉、敬业，让人敬佩的学者。

在何勤华的意识里，没有明显的“上班、下班”的界限，只要有时间，他就“忙”——看书、写稿、搜集资料。很多人有了出国机会都要好好地游玩，而他在日本进修的３年期间，除了专心攻读，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搜集资料了，“这些都是国内很难找到的、失散的资料，难得有机会复印，以后也是法学研究的富矿……”何勤华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结业，他也是第一个获得该学部进修结业证书的留学生。

１９９９年，何勤华获得中国法学会评选的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法学家的称号，何勤华当之无愧。他研究法学近三十年，不仅在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研究上建树颇丰，而且对新兴学科——中国法学史情有独钟。

“我们有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但是没有中国法学史。而在外法史领域，却有西方法学史。”在法制史领域探索得越深，何勤华越觉得这是个遗憾，这种感觉在他１９９６年写完《西方法学史》后尤为强烈。此后不久，他便开始着手《中国法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为了研究需要，何勤华养成了搜集资料的习惯，东京、台湾、北京、天津……许多图书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一次他去台湾开４天会，中午和晚上他都跑到台大图书馆去复印资料，“打听到哪里有，就去哪里找。”这样的努力，为《中国法学史》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２０００年，《中国法学史》两卷本出版，２００６年，该书的修订本（三卷本，共计１５０万字）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有没有法学？律学能否代表中国古代法学？中国古代法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该书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给出了中国法学史的体系、内容、基本概念，填补了中国法学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可谓是中国法学史的开山之作。

“我们中国历来不太重视法学，但是谁能想到，我国历史上颁发的第一个学士学位证书就是法学的。”说起《中国法学史》，何勤华的脸上放射出幸福的光芒，他的手停在了有我国第一个学士学位证书图片的那一页，“这是在天津大学找到的，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我国第一个学士，就是北洋大学的法学学士王宠惠。”“王宠惠还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翻译的英文版的德国民法典，被当时美国各个大学确立为标准教材……”“民国时期的法学讲究‘北朝阳、南东吴’，江庸创办的朝阳大学后来发展为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东吴大学后来演化为华东政法……”《中国法学史》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先后获２００２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２００４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法学史》出版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研究该领域。

何勤华的严谨也是出了名的。“我自己写的书，可以保证一个错字都没有。”无论是几十万字的《２０世纪日本法学》、《西方法学史》，还是１５０万字的《中国法学史》，何勤华都至少仔细阅读四五遍。对于主编的书籍，他也是非常认真地统稿。采访时，他手上便有一沓稿子，上面有他用铅笔，红色、蓝色墨水笔修改的记录，他对部分学生引用来源标注不明很是反感，“案头的工作，即使不能保证没有任何错误，也应该讲求万分之一以下的错误率。”

现在，何勤华正忙于《中国法学史》第四卷的写作，“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前三卷有什么错误。当然，如果你们发现了，要告诉我。”他认真地说。在学术上，他所做的正如他在《中国法学史》题记上所写的：“世上最可贵的／并非完美与不朽／而是不停的／创新和追求。”

“当官”：“理想的校长是蔡元培”

提议案、建议，何勤华要提自己比较了解的；做学问，他要求自己尽量减少误差，让结论经得起检验；当校长，他也是一样的务实，“我们今年重点发展２２个专业，文学、新闻、经济、计算机、社会学等学科都要发展起来，要让华政变成一个‘多科性’的大学。”

１９９９年底，何勤华开始出任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２００５年，该校松江校区建成。今年３月，华东政法学院获得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

在何勤华的主持下，华东政法大学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此，学校正在兴建一个“司法审判实验室”。在这里，老师们将利用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真实案例，带领学生读案卷、找问题、适用条文，最后写出法律文书。“这个过程和法官在法院合议案件是一样的。”何勤华欣喜地介绍，学生们到法院实习３个月，最多办３０个案件；在这里，平均每个学生可以办５０多个案件，而且还能对民事、刑事、行政案件都有所了解，到了工作岗位后，能很快适应。他还预测：“在法律院校不停地扩招，而到法院、检察院实习机会有限的现状下，兴建审判实验室，将成为法学院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除了正在兴建的法学实验室，在“股票证券模拟交易实验室”里，学生们可以和上海证券市场直接联网，学习包括“炒股”在内的证券知识；在“人文实验室”里，法制新闻专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进行报纸、电视的采编……“再也不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打天下了。”这些努力在接受教育部考评时都得到了肯定，何勤华的欣慰溢于言表。

不过他也坦承，当校长和做学问毕竟不同，他要学会和教职员工打交道，和各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有时候压力也很大”。在他心中，理想的校长形象是蔡元培，除了现在党和国家对校长的各种要求外，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大学以学术为宗”、“关注社会进步”等理念令他心仪。

“学校的风气很影响人。”何勤华对华东政法有着十分深挚的感情，他总结，华东政法注重实践，注重学生学品、人品的培养，而且不排外，培养出来的学生老实、本分、宽容大度、专业基础好、有发展后劲。回首在华东政法的２５年，何勤华笑着感叹，母校给他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