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成果及其在国际学界上的地位，无疑是未被超越的。民国时期法学家的学养之深厚、见识之宽宏，与当下的法学术圈及其学人相比，也仍是不可比拟的。从进入近现代中国的短短数十年间，法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散到精，产生了诸如吴经熊、蔡枢衡、史尚宽、谢怀栻、潘汉典、王名扬等有着广泛国际影响力等一批饱学硕儒，更是当下学者不能望其项背的学术典范。上述学者之所以成功，不可不谈及当时的法学教育之功。翻阅中国的法学教育史，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严格而高质高效，民国法学家严谨而博学多识，更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盛况令今人羡慕不已。但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对法学教育真正起到实质推动作用主要依靠大学和大师的作用。正所谓大学之大，在于大师。特别是在“西南联大”这一特殊时期中，虽条件艰苦，法律系的大师先生们时刻不忘教书育人之天职，创造了中国法律教育史上一大奇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平津沦陷。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开始先是在长沙组织临时大学。由于清华和南开没有法律系，因而西南联大法律系基本上就是原北大的法律系。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法律系教员仅有戴修瓒、蔡枢衡、陈瑾昆、赵凤喈、李祖荫、张守正、王化成七名老师，其中戴修瓒任法律系教授会主席。一年后，也就是1938年学校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成立后，当时的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对于法律系的发展尤为担心，他曾在给胡适的信中特别强调法律系教授太少，不能满足治学之需。后经蒋梦麟校长等多方的努力下，法律系师资欠缺的局面逐渐得到缓解，燕树棠、芮沐、费青、罗文干、赵鸣岐、钱端升等名师逐步加入到法学教育的行列中来。想来，西南联大时期的法学教育能够在学术独立自由的氛围下开展，同北大一直崇尚民主科学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当时法学大师们所秉持的“乃是不使你仅仅造成一个判罪的阶级，乃着意在养成一个法律头脑，进一步形成研究法理的学者。”方针便是最好的诠释。
燕树棠先生长期担任联大法律系主任一职，他笃信法律和法制，只讲国家和社会，绝不讲党派，所以一贯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法律，以便实现以法治国。他这种坚持，同他拥有独立的人格，为人正直大有关联。但是他治学特别严谨，从不轻易行文撰书，在其一生中除了撰写过部分民法章节以及参加编审六法全书以外，只发表过几篇论文，不同于当下有些学者们著作数百篇，但是却毫无价值。燕先生对学生十分严格，从来不苟言笑，一副严肃的样子，学生在下面听课都有点怕他，但他上课很认真，又讲得好，没有废话，教学的效果非常好，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因此，燕先生备受学生们尊重。在他的主持下，法律学系形成了一种崇尚公正廉明、以法治国的良好学风。他对于法学教育，有着自己的观点，他在其论文《法律教育之目的》中，谈到法政学生必须拥有法律头脑的主张，“法律头脑”即是一须有社会的常识，二须有剖辩的能力，三须有远大的思想，四须有历史的眼光。把法律教育更具前瞻性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在他看来，法学教育应从世界法律发展的最新趋势着眼，以现实批判的精神，来反思当时的法律教育与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和实际改进方案。
燕树棠卸任系主任后，戴修瓒先生继任。在戴先生看来，西南联大这几年的法学教育是有进步的，他说“长院以来，多所兴革。学生风纪及在学成绩，已较昔年为进步”。确实，他这样的评价实不为过，在战乱纷纭的年代，仍有追求进步的法律学人投身中国法学教育事业，为其发展花心思、流血汗，这种难能可贵的努力让在下的我们充满敬意。西南联大法律系前后九年时间，积极借鉴东西方的法学教学经验，改良法学院各系的课程设置;积极筹集经费支持教师出国学习;教授学生专心于学术研究，学术氛围浓厚;聘请著名学者来法律系任教。这在战争年代里，俨然成为世外桃源，因此也成为大师和学生们所梦回牵绕的地方。
在学生们看来，倘若以性格和教学来对“我心目中的老师”进行评价的话，当选者则是费青教授，费青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之兄。学生们常说，他像春风般温和，也像秋风似的严肃。但是这位“双面人”先生却一点不含糊，他精通大陆法，也烂熟英美法，是难得的双法系皆通的教授，他会讲深奥难懂的法理知识，也会讲平凡有趣的真实例子。然而，一位老师的学识固然重要，但其身上的品格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精髓。在西南联大的几年里，费青先生用独特的人格魅力教育学生，不肯盲目走极端，不肯用血气来论断，而是谨慎地求得最妥善的调和，用理智来寻求公平与正义。对此，他的学生们曾感慨道“北大的缺点是老气横秋，联大的缺点是‘松弛散漫’，自先生来后，不但使我们变得更年‘青’，而且教我们多‘费’一点功夫去检点和振作自己。”
西南联大时期的法学教育自然不是民国法律教育的全部，但当下法律学人谈及民国法律教育及其成就时，似乎从来不吝溢美之词，对当时的法学大家也毫不吝敬仰之情。毫不讳言，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法学教育得放首位，它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法学教育强，法治中国之梦就不在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