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里，翻开厚重的历史长卷，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彰显出母校的实力，为中国甚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倪征燠就是其中的一位。倪老是国际法学家，东京大审判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

　　同济情结

　　经解放初期院系调整，1954 年，同济大学图书馆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任——原东吴大学法律系主任兼律师倪征燠。他满怀信心地来到同济大学，迎接新的工作的挑战，担任图书馆主任兼俄语教学工作。

　　图书管理是一项专门学问，无论分类、编目还是采购都有相当学问。倪老虽从未接触过，但他虚心学习，认真钻研，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他在工作中设法改进图书订购程序，主动了解教师对教学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图书杂志，及时介绍最新图书出版情况，并与国际书店及校外各出版社加强联系，尽力设法采购各国的图书刊物，得到教师们的赞扬。

　　建国初期的倪征燠已年过半百，为了完成俄语教研室 安排的 教授俄语中级班的任务，他不仅参加了联合办事处的集体学习，还每天收听俄语广播教程。不久，他的俄语水平已经可以胜任专业教师的角色。他与同事们团结协作，那段日子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曾有一位 周 教授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你是同济大学唯一的法学家”。是的，当时的同济大学没有法律系，只能让曾任东京大审判首席顾问的倪征燠担任图书馆主任兼俄语教学，倪老面对行政工作无怨无悔。他遵循的人生格言是：诚朴、公正。在平凡的岗位上同样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前行。他不提辉煌的过去，没有特殊的要求，在同济大学干得愉快而充实。正当倪老以为自己今生再也不会从事司法事业时， 1956 年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亲自点将，倪老奉调前往北京外交部报到，至此他结束了在同济大学两年的工作历程。在他 90 多岁高龄时，回忆起这段日子，对同济大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母校“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校训深深地影响了他。

　　非凡经历

　　从同济大学调至外交部，人们不禁要问，倪征燠为何能得到周总理的亲自点将?出生于1906 年的他，1928 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之后留学美国，获得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毕业后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1945 年至1946 年他再赴美英进行司法考察，详细观摩学习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采证过程。 1946 年，他以中国检查官首席顾问的身份参加东京日本战犯大审判，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也是智慧与勇气的考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倪征燠与中国代表团一起群策群力、机智顽强，最终赢得了审判的胜利。

　　1956 年倪征燠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他还是定下我国领海宽度的专家。那是 1958 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倪老及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一起讨论我国海洋主权问题。倪向两位中央领导介绍了各国领海宽度，指出发达国家主张以 3 海里为宽度，目的是凭借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以此掠夺海洋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主张 12 海里甚至更宽。我国应以 12 海里宽度为适宜。中央采纳了倪的意见。 1958 年 9 月 4 日 ，我国对外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从此，我国有了法定的领海宽度。 70 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他多次代表国家出席国际海洋大会，并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海洋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80 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际，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1981 年，倪征燠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 年，他又以资深的阅历和高尚的品格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中国籍国际法院法官。海牙国际法院的工作是繁忙的，当时倪老虽已八旬高龄，但他依然恪守职能，秉公执法，他曾参与审理多个重大国际案例。其中有突尼斯和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法案，秘鲁状告澳大利亚违反托管国际货款案，波黑共和国状告南斯拉夫违反联合国宪章案等。倪老认为国际法官是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世界。在九年的任职中，他亲自处理的宗宗案卷还静静地摆放在书橱中，那是他辛勤工作的见证。他在审理案件中所体现的客观公正态度，诚朴正直为人，赢得了国际界广泛的尊重，两位前国际法院院长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法官。

　　临危受命

　　在倪老辉煌的一生经历中，我们不得不提及东京大审判那惊心动魄的一幕。1946 年，东京大审判的主要对手是曾经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两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开始时，中方以为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只是个形式，所以第一阶段准备不够充分，对能证明他们两人破坏和平参与策划准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证据不足，加上美国从政治等因素考虑，不想对日本军国主义加以严惩，因而审判席上战犯态度嚣张，情势非常危急。

　　1947 年2 月，倪征燠临危受命。对当时的情形倪老后来回忆道：虽然采证艰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那个时候，我们简直饭都不想吃，就是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些话确是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心情的真实写照。倪老上任后，即与上海名律师鄂森去北平取证，他们走访了几名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和“伪满政府”北平市长、部长等，均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将写就的材料又投入火炉中，使他们感到取证工作的艰难。之后代表团决定直接到日本盟军总部和陆军省档案库取证，他们夜以继日，齐心协力，终于发现了许多有力证据。在审判席上，倪老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凭借自己扎实的司法积累和特殊的中外法律研究经历与中方代表团一起同仇敌忾，步步为营，终于使对方证人一个个败阵而退。在与板垣的当庭对恃中，倪老运用“一箭双雕”的手法，步步紧逼，对不敢出庭受讯，又与板垣沆瀣一气的土肥原也予以迎头痛击。他又以解释成语“谈虎色变”，用证据法中反诘手法使两人对中国百姓犯下的罪行暴露无遗。据倪老后来回忆道：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他以满腔的激愤和高超的雄辩技艺，让这场大审判画下了完满的句号。 1948 年 11 月 12 日 法庭宣读判决，在受审的 25 名被告中，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 7 名日本战犯被判死刑。至此，备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终于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

　　淡泊从容

　　倪老在他的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谦逊地概括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淡泊从容”。经历了东京大审判后，他只轻轻地翻过这人生辉煌的一页。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人，无论法律方面还是做人方面，是不能有什么特殊的概念，追求的还是正义，当然公正是最重要的。淡泊以明志，这个“志”就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公正，它让我们隐隐触摸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博大与智慧，它贯穿于倪老的一生。

　　2003 年，倪老走完了他九十七年的人生路程。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漫征程上，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而稳健。不管是身居显赫的职位还是在平凡岗位上耕耘，他都从客应对，他以自己闪光的一生为我们同济后人，为我们国家留下了宝贵的财产。他的人生就像一本宝典，为我们诠释了：生命就是无私奉献，工作必须永远进取，激情在平凡岗位上同样燃烧，机会的大门永远向有准备的人开启。他淡泊名利、清正高洁的品德让我们后人永远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