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与文学，实乃两个世界。如若说法学是燕子，从事的是不辞劳苦的建设者的工作，那么文学就像啄木鸟，它的任务就是要在整齐美观的建筑里寻找蛀虫。或者干脆说，法学是建构，文学是解构。不过，这也仅仅是方法角度不一样而已，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这座大厦的健康发展。

由于着眼点、思维、概念、体系的巨大差别，一个人要想在这两个领域里同时获得成功，那是非常困难的———即便你可以把法律文书写得富有文学色彩，或把文学中的法律故事讲得中规中矩。而何家弘教授，却正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在法学领域里建树非凡，在文学领域也硕果累累。

5月19日上午10点，“法学与文学”——何家弘教授著作展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一楼大厅如期开幕。来自法学、文学、教育、外交等各界的朋友齐聚一堂，一边欣赏展柜中的精美著作，一边参观他写作、备课、生活中的一系列珍贵手稿、生活照片与实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先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先生、法国驻华大使白林(Stefania Stafatti)女士、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史芬娜(Sylvie bermann)女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大椿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先生先后致辞，祝贺何家弘教授在六十寿诞之际收获丰富

快乐的人生，褒扬他在教学、科研、创作等多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看何教授清癯的面容，能想像出他熬夜的样子。但面对如此繁多的著述，我还是有些震撼。或许需要比蜜蜂更勤劳，才能把这么多的橱窗塞满。当看到教授在中小学时的获奖证书赫然在列时，我倍感惊讶:一个人，得多么有心，才能把这些东西留存下来?尤其是对于一个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当建筑工人、进大学读书、教书三十年的人来说，陷入低谷时，他一定得青云之志不坠;誉满天下时，他必须把小碎步着着走实。这些，或许是他成为法学名家的基本素养。

作为法学家，何教授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成为他的同事。但这件事，或者说法学家到权力机关挂职这件事，当时却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大意是说，知识分子当保持独立、中立，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不应作政府的附庸;指责这些挂职的人在根子上还是脱不了官本位意识。我很不以为然。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定位，现在争议颇多。我只认准一个事实:无论你是批判性的还是依附性的，都必须是建设性的。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可以有更迭，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从未减弱，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胸怀天下，躬亲百姓，才使得道统不断，文脉不绝;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与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大量知识分子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分不开;在东欧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能够屹立不倒且日益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因为它能够把各种优秀人才包括大量知识分子聚拢在党的大旗之下。何教授，就是现代法治的一位主动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

但何教授绝非皓首穷经的书生。看，展览立刻就展示了他英姿勃发的一面:远比获奖证书更多的足球比赛冠军、羽毛球比赛冠军奖杯。长发飘飘的，横刀立马的，纵身飞铲的，各色照片，是教授的激情和张扬的另类呈现。橱窗里写着:爱玩、会玩、还能玩，才会生活;不仅玩，还要玩出花样玩得精彩。哦，我明白了，这一面，正是他文艺范儿的内在源泉。

不由想起与何教授初次相识时的情景。2002年11月，本报主办的检察文学笔会在深圳罗湖召开。会议发言交流之后，何教授对我说:“我这次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您。”其实我知道，这更多的是他激情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此后，他的《血之罪》等“犯罪悬疑小说”先后在本报连载，丰富了本报版面，吸引了大量读者，传播了法律精神。当然，他也经常欣然接受本报记者们的打扰，支持我们的工作。

参加何教授著作展，深感人生无非如此:有情有义做人，有声有色工作，有滋有味生活，不亦快活哉!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