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年份。就在这一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了。才过了一个月,在8月份,他就排除各种阻力,宣布当年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最后录取了二十七万多人,录取比例为29:1。
　　这一年,我担任公社团委书记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1976年时,我曾经向公社党委提出想读大学的愿望,因为当时每年都有一些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名额。党委就做我的工作,说想读大学的人很多,尤其是许多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你是干部,这种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尽量让给他们。
　　我觉得党委说得有道理,所以,尽管我很想读大学,但在心里,已经放弃了通过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生的想法。然而,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鼓励每一个青年报名时,我的想法改变了。我想,此时大家都有一个平等的考入大学的机会,我即使考上了,也不会伤害到他人的利益。所以对于这种机会,我不应该放弃。于是,我就和好友左克难(一位比我大四岁的上海知青,同在公社机关工作)一起复习迎考。
　　经过10月的报名、体检,12月11日和12日两天的正式考试(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第二天上午考史地,下午考语文),我们就等着公布考试结果。应该说,对政治、语文和史地这三门考试,我是不担心的。政治的题目,都是我平时搞得很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史地也不难,卷子上的每道题,我都比较轻松地答出来了；语文答得就更加顺畅了,那年出的考题是“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一篇政论文。我结合国家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自己成长的经历,阐述了知识的重要性,证明了“四人帮”鼓吹这一理论的极端荒谬性,以及该理论在政治上的反动性。我越写越激动,越写越兴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高考结束后,《文汇报》曾刊登了两篇语文卷中答得最好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感觉我回答得与其大体相当,考个90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所担心的是数学这一门考试,当时只做了三分之一的卷子,做到一道求六角镙丝帽表面积的题目时,我就呆在那里了,想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会做,最后只好放弃了。再后面的题目连看也看不懂,更不用说回答了。进入大学以后,录取我的一位北大教师告诉我,我的数学成绩是28分。

　　等待录取通知倍受煎熬
　　考试结果还没有公布,公社里又开始了冬天的挖河工程。我被派到工地第一线,参加挖河的劳动。没有过几天,工地就收到了县里下来的第一批我们公社被录取入大学的名单,当时我还在河里挖泥,来不及回工程指挥部,临时广播站的播音员就开始播出录取名单,我认真听了,没有我的名字。那个晚上翻来覆去没有睡好。
　　第二天,指挥部总指挥,我的老领导,党委委员朱锡祥告诉我,昨天公布只是第一批名单,还有第二批马上要下来,鼓励我不要泄气。我想,这肯定是老朱安慰我而已。想归想,心里还是有所企盼。第三天,我正在河里埋头挖土时,广播里响起了宣读我们公社第二批被录取入大学的名单的声音,这次听得出播音员(他是我的好朋友,叫潘振忠)也特别兴奋,终于报到了我的名字。我开始有点不相信,结果第二遍又叫到了我的名字。这时,旁边一起干活的伙伴都围了过来,说:小何,你快回去准备准备,剩下的活我们来干吧。这样我就放下手里的铁锹,回到了工程指挥部。
　　县里下来的名单,只是写了录取的名字,没有写明哪个人进哪所大学。我不清楚是否考入了我所填报的大学及所选专业(我当时填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托团委委员李上昔,让她通过其姐姐李上怡(当时是我们川沙县教育局的一位中层干部)帮我打听一下我被录取的是什么学校。李上怡说没问题。过了一天,她就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我被录取的学校非常了不起,让我猜一下。我说,是复旦?她说不是。我说是华师大?她说也不是。然后她告诉我,是北京大学,是北大法律系。
　　我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我才缓过神来,回了她一句:下次一定请你吃饭。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天接下去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反正自己一直处在亢奋之中。我们公社,到我为止,还没有一个考入北大的学生(包括工农兵学员)。我们县,到我为止,也没有一个考入北大法律系的学生。1977年的高考,上海只有两个人考进了北大法律系,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崇明县的倪振峰,他当时是一个大队的民兵连长。
(《激情燃烧的岁月》连载之十四)